“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一个追赶型、准高收入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后疫情时期、国际经贸摩擦频繁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期叠加背景下的转型升级。
从发展阶段看，经济追赶仍是核心，经济增速将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全球的平均增速。尽管“十四五”末我国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在“十四五”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我国均为准高收入经济体，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特征将十分明显。从发展特征看，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将进一步凸显。市场规模超大、人口及就业规模超大、国土面积超大等特征将继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任务和特征产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规模性、多样性及不平衡性、外溢性等特征将进一步凸显。从发展环境看，“后疫情时期”“国际经贸摩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三个。后疫情时期，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安全的重视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注重安全的方向重构，全球经济增速将长期受到大规模疫情救助政策后遗症和全球供应链效率下降的双重约束，“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高风险”的发展格局很可能进一步强化。同时，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继续分化，国际经济格局将经历深刻调整。2019 年我国经济规模已超过欧元区，预计“十四五”时期将超过欧盟（不含英国），与美国经济规模之比（按现价美元计算）或将达到80%以上。后疫情时期，国际经贸摩擦可能有增无减，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或将继续抬头，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
“十四五”时期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期，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将进一步凸显。
“十四五”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所具有的发展特征，要求我国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以下战略性任务。
战略性扩大内需。与小经济体不同，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经济赶超面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约束。这意味着其赶超的最终完成不得不更多依赖内需。2019 年，我国经济规模已接近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四国GDP 的总和，分别达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2.7倍、3.7 倍、5.2 倍和5.2 倍。“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加之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和国际经贸摩擦频繁，在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外需作用将进一步下降。我国要继续保持一个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就必须战略性扩大内需，以破解制约内需扩大的制度性、结构性障碍为核心，可持续地扩大内需。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我国有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有产业体系完整和配套完备的优势，有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吸附力，这就是底气所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更趋突出。超大人口规模带来的庞大就业需求，需要通过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来满足。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国际经贸摩擦所产生的外拉力，也要求我国加大力度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可以预期，后疫情时期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将通过引导企业回流和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来构建更独立、更完整、更安全的产业链。考虑到我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及其表明的国外对我国的高依赖度）以及国际经贸摩擦带来的进出口市场不确定性，我国需要着力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冲全球供应链重构蜕变为“去中国化”的风险。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是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收官期，传统产业、主要终端需求达到或接近历史峰值，数量扩张的空间不大，经济追赶的核心已经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由“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王一鸣，2019），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依赖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这也是国际经贸摩擦背景下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根本之策。同时，超大规模经济优势赋予我国更多创新场景、更低创新成本、更高创新收益和超大规模人力资源等创新迭代优势，为通过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十四五”时期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期，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不断突破将为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果说战略性扩大内需、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主要着力于疏通国内大循环，那么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则是为了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我国是一个开放型后发经济体，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更需要通过扩大开放维护国际大循环， 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连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开放条件下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实现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战略性扩大内需的核心是可持续地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前者的关键是将居民购买力从住房中解放出来，后者则需要通过降低综合经营成本和优化创新环境来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为此，金融支持战略性扩大内需的重点不是用加杠杆的方式需求甚至透支未来需求，而是要在实现金融、房地产、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可持续地释放和培育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只有实现了房地产与金融的良性循环，金融才能在支持居民合理购房需求的同时，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避免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确保居民消费需求不被挤压，进而通过“消费—生产—投资”循环维持和扩大投资需求。同时，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的降低成本效应——通过维护房地产价格稳定避免实体经济的租金、地价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有助于提提升金融体系对经济转型升级的适应性升实体经济回报率和投资意愿，助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还能避免房地产对资金的“虹吸效应”，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确保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充分供给。
实现金融、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补链”，解决“卡脖子”问题；以科技创新“强链”“升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金融支持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推进金融功能现代化，发展风险投资、有活力的股票市场和耐心资本，实现金融、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强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长性新创企业、新兴产业的能力。
实现融资中性和融资供给稳定性。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我国需要维持庞大、有竞争力的传统制造业，避免产业空心化陷阱和基础性就业岗位丧失。从市场主体看，制造业的主体是非国有企业。2014—2017 年，制造业投资中民间投资占比每年均在85%以上。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关键在于，避免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偏好，促进融资中性特别是在银行信贷市场中的融资中性，提升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效率。与实现融资中性相关，金融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本章关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分的主要标准不是低端与高端，也不是技术的低与高，而是产业出现的时间长短。传统产业中也有大量高端环节和技术。
金融、房地产、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金融、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都有助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还要提升对民营企业融资供给的稳定性，减少系统性的“雨天收伞”现象。
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金融国际化或金融双向开放本身就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应有之义。同时，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也需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支撑。
都阳，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劳动经济研究》副主编。
陆磊，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