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名女婴出现性早熟，碰巧三人均食用同一品牌奶粉。怀疑奶粉含有激素的家长想弄个明白却送检无门：国家质检总局授权的乳制品检测机构称，激素不属于规定的检测项目；国家药监局有关检测机构称，目前我国药检部门尚未开展奶粉等食品的检测；工商局的奶粉检测标准中，同样没有“激素检测”项。(8月8日《钱江晚报》)
以前个别地方频现“瘦肉精牛肉”，对此公众用“八部门管不好一头牛”来哂笑当地动检、质检、卫生、工商等部门“一条笼”式的麻痹与疏漏。孰料奶粉激素的检测，再一次令人领教了“N部门管不好一杯奶”的黑色幽默。
诚然，在权威机构的检测结果出炉之前，公众不应妄指该品牌奶粉为戕害女婴的元凶。但是，“奶粉激素检测无门”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检测门”。在事关公众尤其是幼小生命健康的食品指标上，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家机构，责无旁贷地担起检测任务，此中暴露的公众健康之虞令人沉痛。
如果说，两年前的“三聚氰胺门”给无良奶粉生产商钻空子的是检测的“技术性纰漏”，那么今天的“激素检测门”，可能给奶粉生产商钻空子的则是检测的“技术性忽略”或“技术性空白”。此外，当事家长送检遭拒，更在技术的呆板之外，添上了人为的冷漠。试想，还有什么比追索真相、找到女婴性早熟症结更为紧要的事？难道，奶粉激素检测不属规定项目，或尚未开展此项业务，可以成为任由公众健康暴露于险境的理由？
有一个常识是，公众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政府负责保障这种自由。虽然截至目前，公众对奶粉导致婴幼儿性早熟的案例闻之甚少。但至少从理论上来看，恰如有“乳品业大炮”之称的原中国奶协常务理事王丁棉所言，奶粉可能因为奶牛养殖环节的激素使用而含有超标激素。而如今三名早熟女婴碰巧食用同一品牌奶粉的吊诡事实，以及媒体报道的“多地现同类病例”，至少暗示着一种隐患，也昭示了公众对于未知风险的恐惧。而此种恐惧，更由于奶粉在全国各地的大量销售，成为一种突发公共危机。对此，国家和各地的检验部门，应该承担起标定风险系数从而消弭公众恐惧的责任。
三聚氰胺最终也能查个水落石出，看来“奶粉激素检测”应无技术瓶颈。但作为规定之外的项目，“奶粉激素检测”目前不能向企业收费，差不多算是“多管闲事”，属于澄清真相的公益服务；而一旦结果不利，将令检测所属部门“自损形象”。那些拒绝家长送检的机构，是否在“收费权”与“纯公益”、“保全自身”与“保全公众”的博弈中“过于理性”了呢？对待一直与其“和睦相处”的奶企，是否过于温柔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