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70年代，在斯特兰德林肯律师学院和内殿法律学院之间建起了被称为“皇家法院”的建筑群，为所有民事法庭提供了办公场所。
从此之后，各个民事法庭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同一个屋檐下办公。英国的法律体系有几个世纪以前的古老御前会议缓慢发展而成，其中包括多种不同的法庭，如财政法庭、民事诉讼法庭、王座法庭和官法庭等，不可避免地存在包含许多重叠的无效划分。现在，所有法庭被整合成一个最高法院。爱尔兰问题越发成为英国政治机构的痛处。那时，非国教徒已经在政府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一种处理爱尔兰问题的全新方法。1869年，《教会解散法》颁布，禁止使用对爱尔兰新教教会少数派的侮辱性官方称呼。
在北爱尔兰，由于大部分阿尔斯特人属于长老会信徒，因此新教除了自己的牧师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信徒。爱尔兰教会发展成一个自由的主教制教会，其主教在上议院不再拥有席位。但是，在爱尔兰，大多数人还是把土地视为最重要的问题。除了北部地区的亚麻纺织和造船工业之外，农业是爱尔兰唯一的行业。爱尔兰在经历了大饥荒之后，人口锐减，土地价格下跌，土地主利益受损。但事实证明，土地主还是和过去一样残忍，他们只不过在管理方式上变得更加科学了一些。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了第一部《爱尔兰土地法》。
该法案试图减轻爱尔兰佃农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规定如果佃农改良了租赁的土地，土地主在收回土地时，必须对佃农进行补偿。此外，爱尔兰还建立了借贷系统，使佃农可以购买土地。虽然自由党可能会为新政策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但改革的基础岌岌可危。1870—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人们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权力的平衡正在偏离英国和法国。400年来，英国即便没有一直将法国视为敌人，但也对其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北德意志邦联在1870年的色当战役中俘虏了拿破仑三世和他手下的10.4万大军。法国成了可怜的受害者。俾斯麦继续推进统一大业，准备将德意志南部普鲁士领导下的各邦国也统一起来。他利用各邦国都反对来自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欺骗法国展开了普法战争。
拿破仑三世急需用一场战争来扭转自己低迷的声望，他虽然开始计划将法国边界向比利时推进，但仍觊觎着莱茵河沿岸各省。普鲁士的行动越发野蛮，而法国的反应越来越软弱，整个欧洲都吓得屏住了呼吸。和平的代价是法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拱手让给德意志，并向德意志支付了2亿英镑的“引起战争”赔款。在这笔款项支付完毕之前，德意志的卫戍部队将一直驻扎在法国的土地上。法国花了10年时间，才恢复了国际强国的地位，英国也第一次开始将德意志视为劲敌。对普鲁士军队的恐惧迫使英国同意立即进行此前提及的改革。但英国仍对普法战争保持中立态度。欧洲大陆原先的势力平衡被打破已成常态，英国也无力干涉欧洲大陆事务。英国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英国这头无牙的雄狮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嘶吼实在愚蠢。
1871年，法国局势一片混乱，俄国人借机正式废除了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和平条约，将黑海地区重新军事化，英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变化。选民通过一种隐秘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不易察觉的不满情绪。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他们都会表示停泊在黑海上的俄国舰队把英国搅得鸡犬不宁。人们依稀察觉到，虽然英国仍占据着世界头号海军强国的地位，但它的制造业所占的份额已经不如20年前。英国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南部联邦政府建造了“亚拉巴马号”巡洋舰，该舰击沉了美国北部的商船。因此格莱斯顿同意，由美国指定仲裁方，裁定英国需要为此支付多少赔款。仲裁方认为，英国需要向美国支付155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消息传来，英国人惊讶得几乎要晕过去。
帕默斯顿在几年前才刚刚制定了英国的“战船外交”方针。“亚拉巴马号”事件使英国公众更加坚定地认为，虽然格莱斯顿在国内事务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无法维护英国的海外利益。难道是自由党的思维方式让他变得软弱了？到了1874年，英国公众已经目睹了足够多的改革成效。迪斯雷利重组保守党之后，保守党变成选举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迪斯雷利大胆抨击格莱斯顿和自由派人士不够爱国，还把前排座椅上的内阁成员比喻为一排“死火山”。他巧妙地利用了富裕阶层的担忧：赞助的老路子被取消之后，他们的儿子将如何当上公职人员或到军队中谋得一职呢？不大支持改革的人普遍感到，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变化来得太迅猛了。1872年，格莱斯顿颁布了《许可证法》，缩短了酒馆的营业时间。这惹怒了每一个过去喜欢在地方酒馆享受时光的人。
他在下一届选举落败之后，曾这样告诉哥哥，他被“一股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激流击败了”。1874年，格莱斯顿解散了议会，承诺当选之后废除所得税。但是，选举结果是迪斯雷利第二次担任英国首相，直到1880年。格莱斯顿从个人立场出发，愤怒地宣布退出自由党和议会，这样他就能“在议院和坟墓之间稍事休息”。而实际上，他之后还会担任三任首相，英国女王却并没有预见这一点。迪斯雷利热情高涨，正如他在1868年所说的那样，他返回了“滑竿的顶端”。英国女王对选举结果也十分高兴。
格莱斯顿在与女王的私人会谈中，习惯像在“公共会议”中那样对她发表演讲。让女王恼怒的是，他总是试图将威尔士亲王拉到国家事务中来。迪斯雷利则不同，他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因而会把女王当成古老传奇故事中的人物一样对待。他不断告诉女王，在他看来，女王就像“仙子”一样。这种说法让女王很是受用。他们会相互交流文学中的名人逸事，维多利亚女王对自己的日记成功出版非常得意，迪斯雷利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在与她的谈话中会巧妙地使用“我们这些作家”的说法来拉近彼此的关系。迪斯雷利结束了自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英国君主长达10年的不受欢迎期。
在这10年当中，共和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茶，促使维多利亚女王在隐居多年之后重新返回公众视野。很快，迪斯雷利被允许在王室成员面前坐着说话，而格莱斯顿却只能站着。他还被允许以第一人称，而非“首相”向女王写信。他不仅能逗乐女王，还会交替表现出渊博的知识和洞察世事的机智。他并没有拿“民主”的沉闷雷声来恐吓女王。和迪斯雷利共事就像喝香槟一般，稍不注意就微醺起来，而他本人也十分享受这种状态。最重要的是，迪斯雷利着意地拓展大英帝国的领土。
像大多数同时代的政治家一样，迪斯雷利一开始也认为殖民地是挂在英国政府脖子上的磨盘，但后来他改变了这种想法，转而对大英帝国的命运感到兴奋。他公开表示，他后悔没有要求殖民地支付帝国关税，就赋予了加拿大等殖民地自治权。他还急切地希望联合荷兰，一起在南非建立殖民地。今天的历史故事就暂时说到这，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小编也还在不断的探索中，感谢大家的观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