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历史与现实有多大差别，在描述腐败现象时，惊人的雷同表现在：(1)权力与金钱共生；(2)特权与财富交辉。从形式上看，历史上的腐败与现代腐败十分相似，即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共存，得其一便自然顺得其二。但现实的制度结构毕竟与历史上的不完全等同。现代腐败的制度根源在于必须用公共权力来催化和建立市场制度，而历史上的腐败则基于各国都在劫难逃的政治特权。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做过一个千年全球最富50人排行榜，天津市瑞德隆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中国有6人“光荣”上榜，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监刘瑾、清朝大贪官和?、伍秉鉴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商人，却共享了一个“官”字，而且都不是小官。6个人全部是中国最有权和接近最有权的人。
和?的个人财产约合1900年的10亿美金，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岁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自家的养老院——颐和园——一个国家腐败的记录原因。
一个所谓负责任的政府，是可回答质询的政府。当各级人大代表有能力质询政府各项收入和审议支出款项，并对政府的回答不持严重异议时，中国的政治文明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换个角度，政府编制财政收支预案应有相当透明度，人大代表应有能力通过民主程序审议，这将意味着进一步为政府在政治上减负，不致责任过重和权力过大。毫无疑问，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
客观地说，古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吏们既为百姓提供了质次价高的公共服务，管理着公共事务，同时在捞钱方面也绝对长了一双有效率的黑手——尤其是学起来易如反掌。
在腐败问题上，第一要务是制度而不是个人品行，中国自古存留在公共管理制度中的痼疾之一就在于，上面从不知道，也不想弄清楚下面应付日常公务应该花多少钱，以及应该向衙门里的人支付多少钱才合理。总之是事多钱少，政府拨的钱不够，于是辅之以纵容乱收钱的“政策”，或者听任权钱交易发挥作用，结果造成各地的“规矩”不一样，行政管理就乱了套。
不难理解，如果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就必然靠不合理的方式来满足，你就很难看清合理的服务收费与搜刮民财之间的黄金分割线。现代行政“问责制”是重心向下的，由纳税人审视“养多少人，花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政府省心省力；而传统问责制是眼睛向上的。古今的实践都证明了，下级官员糊弄百姓和欺骗上级官员有多大的积极性和多么惊人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