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革命对旧制度的冲击所诱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却并未随革命的夭折而终结，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而空前恶化。”（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当革命发生时，那些奋勇向前的年轻人后面，往往站着一个焦虑甚至愤怒的父亲。他们面对时局无所适从，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子女来摆脱革命，让社会回到他们所惯常理解的那种秩序中，但这一切只会激起孩子们更加坚决的反抗和对立。革命岁月中，对立的不仅仅只有革命者和统治者，还有革命者和他们的家庭，所以革命者对外要改变社会，而对内则要决裂家庭。
也是从这场革命开始，延续千年的父权体系开始摇晃。而随后几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则给了这个体系更大的打击。1919年11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呼吁父亲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不仅仅是鲁迅，那一代的启蒙者们通过诗歌、散文、画作等形式，抨击旧有的“长者本位”伦理观，倡导新的家庭关系，要求对父子关系进行彻底革新。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鼓动下，一批批“新青年”开始走出旧家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独立走出父亲的羽翼、开始个体人生的一代，然而自由的代价却是相当沉重，他们所遭遇的波折与苦痛更是前所未有。
旧体系既已打破，新关系却并未如期建立。不仅仅如此，当新一波政治大潮到来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接踵而至。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而作为当年提倡新的父子伦理，写出“我要你做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的胡适，更陷入了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