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后,确立了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对于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后将权力交给“”,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份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环境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
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呆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唯一能做的事情。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的爆发及其结局,给本已病重的带来的,绝对不会是欢快和喜悦。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序,使得压在心头的忧虑变得更加沉重。
4月30日晚,在陪同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留下来,向汇报全国形势。用不听使唤的手,颤抖着,亲笔为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虽然已病得很重,但他非常明白地知道,他确立为接班人,“”必然不会满意,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他的身后,“”会闹事的。为写下三句话,是在用他最后一点力气,白纸黑字地写下他的嘱托。对的这一嘱托,由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传达。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一天,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呆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要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
6月12日,父亲给写信报转并中央。一直等到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划了圈。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