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下旬，根据疫情形势，北京市暂停了全市培训机构线日中小学开学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转，北京市教委按照“自查自评、书面申请、全面整改、公开承诺”原则要求，启动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有序恢复的工作。
目前已有海淀、石景山、通州、昌平、大兴、怀柔、房山、平谷、延庆等区陆续公布了经审批通过可恢复线下复课的线下培训机构名单，截至发稿前，已有56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获准线下复课。
近年来，随着大量资本疯狂涌入，校外教育培训行业发展迅猛，致使部分线上培训机构背离了教育初衷，出现了损害学生家长利益、破坏教育生态的行为。近日，北京市各区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办学标准和行为规范等要求，对校外培训机构展开新一轮联合检查。
北京市要求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依法依规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严格管理，特别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一步加强对教师资质、超纲超前教学、教学质量不高、预付费资金、培训服务合同、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监管，确保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
据悉，此次“有条件”恢复线下培训活动，既是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有序恢复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常规部署，也是落实教育部2021年工作目标要求，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一次规范和整顿。
在此过程中，北京市各区按照“1+1+3”标准，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的监管和办学许可证的管理。对于不符合《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暂行）》《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规范》以及《校外培训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引》三个文件要求的机构，不得恢复线下培训。
在此次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整顿工作中，北京市各区纷纷亮出实招，其中“资金监管”举措尤为引人注目。目前，海淀、丰台等区已明确将学员的预付费资金纳入监管。海淀区教委还联合区金融办向各校外培训机构、各有关银行和相关单位下发《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监管的通知》，要求全区培训机构预付费必须100％接受监管。
早在2018年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中，北京市就提出了建立信息化监管机制，同时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资金监管，进一步规范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此次严审校外培训机构恢复线下培训条件，正是对相关监管举措的进一步落实。
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揭开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的盖子。一些以线下培训为主的教培机构因资金短缺而难以为继，不断上演卷款跑路的戏码；被疫情推到台前的在线教育，因流量井喷、用户暴增而加剧资本化，出现了内容欠规范、质量不合格的现象。
2020年，全国在线教育企业大幅增长，截至2020年8月18日，全国已有11032家企业名称及产品，数量增至五年前的10倍。在线教育行业快速增长，吸引资本跑步入场，在线教育行业融资规模和频次远超往年，成为2020年投融资规模最大的风口行业之一。
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融资额就超过500亿元，超过这个行业此前十年融资总和。而从事网课业务的在线教育企业融资总额高达391.63亿元，占在线教育行业整体融资额的92.5%。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活跃投资机构百强榜》，在全球活跃的投资机构前20强中，至少有腾讯、IDG、高瓴、DST Global、淡马锡、经纬中国、华平投资七家参与投资了某上市培训机构。
在频频拿到巨额融资后，一些所谓“头部公司”一路高歌猛进，请娱乐明星甚至中国女排代言，在中央和地方媒体上拼命砸广告，为电影和电视节目提供赞助，甚至百万年薪聘请“北大名师”“清华高材生”资本的深入介入，让一些培机构彻底沦为“上市圈钱公司”，在过分逐利之下，渐渐失去了教育的初心。
由于资金投入超过常态，原来靠课程产品销售获得回报的机构，无法与靠大量融资获得回报的机构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于是越来越多的在线教育机构也被挤压着寻求投资。当越来越多的在线教育机构有这种需求时，其性质不得不发生变化：教育性越来越弱，资本性越来越强。
长期从事教育产业研究的韩先生告诉记者，资本的介入也加剧了网课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使培训机构出现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致使寡头集中的二八格局显现，无形中就加重了家长校外培训支出的负担。
记者采访发现，每到寒暑假，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就纷纷开启“抢人”模式，不少机构先以低价为噱头推销“试听课”，再通过分析孩子试听期学业报告，向家长强调报班必要性，同时通过赠送教辅资料、打折优惠等手段，吸引家长为孩子买课报名。但实际上，不少机构的教师资质存疑，课程质量良莠不齐，线上教学效果也不像宣传的那样好。
“在众多招生方法中，低价引流课活动非常受欢迎，是周期短、见效快、能快速获得流量的招生方式之一。”一位号称曾经在培训机构做过8年招生工作的网友在知乎上这样写道。
这名网友坦言，一些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视频广告除了花大价钱请流量明星代言之外，还会以低成本雇佣演员来扮演各种角色，夸大“名师”课的提分效果，颇有“现身说法”的味道。
家住朝阳的李先生告诉记者，随着北京市对规范治理力度的加大，培训机构明面上不敢收取超过三个月的课时费了，但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持续接受培训，仍有部分机构以“多交打折”为由头，让家长趸交一部分学费，而一旦出现问题，家长又面临退费难的窘境。“疫情期间，报名线下课程的学员仍继续在线上上课，不少机构的课时费并未减少，还是原来线下教学的价格。”李先生认为这样做并不合理。
就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校外培训机构乱象”也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有媒体专门做过调查，夸大宣传和虚假广告、用营销话术制造焦虑、教学内容超前超标是网友遭遇最多的校外培训乱象。
当前，校外教育辅导机构有存在的价值，但一批以助推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校外教育辅导机构正急剧恶化着教育生态环境，消解了素质教育改革的作用及成效，其恶性发展和失范运营亟需遏制与规范。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难以打破，以致成为基础教育的痛点，其原因不仅仅是家长都患上了“教育焦虑症”，有评论认为，向家长们贩卖教育焦虑的主力军正是急功近利的教育资本市场。
在储朝晖看来，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向家长贩卖焦虑，是因为钻了教育评价体系和考试招生制度不完善的漏洞。一些学生和家长受“唯分数”“唯升学”影响，也仅从提高考试分数出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在参加校外培训上。因此，不少学生难以依据国家义务教育的课程标准、课时安排、教育程序，完整、系统地接受义务教育。
关于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对在校学习的影响，北京市第一五六中学校长王勇毅深有感触。他指出：校外培训机构最大的问题是，所讲内容与学校高度重合，甚至进度要超过学校，对学校课堂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有些学生在校外听过了就不再听讲，也有些学生老师刚一提问就抢着回答，表面的积极回答问题其实掩盖了没有思考的实质，还会导致其他人的不思考及学习积极性的降低。”
王勇毅表示，部分学生的这种“虚假学习”，还会造成学生的盲目攀比，对真正的学习损害极大。他认为，治理校外教育机构，首先要从教学内容不与学校教育重合的问题开始，同时也避免了学校少数教师在机构兼职以及给机构介绍生源等乱象。
北京教育学院迟希新教授认为，根治校外学科类培训产生的“剧场效应”，关键在于剧场秩序的维护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作为”。而管理者的“作为”又不是强制令前排不守规矩的站立者坐下，而是改善剧场布局设施——增加座位梯度，抬升舞台高度，让观众不用站起来就看得清楚。
“因此，大力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不能扬汤止沸，而是需要从学校的课程管理，入学条件审定，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化，法制化管理做大手术，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与迟希新的观点相近，周洪宇认为，遏制以助推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校外教辅机构，政府要切实履行保障作用，加强统筹规划与条件保障，健全教育、工信、发展改革等部门共同参与和支持教育教学的工作机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使用机制，给全社会带个好头，担起协同育人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