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是犹太人，这个名字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乌鸦，他的整个家族就叫卡夫卡家族。这也是当时给犹太人指定的姓氏之一，有一些贬低的意味，类似中国古代给身份低下的人的“黑姓”。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犹太小商人，家住在布拉格，就像是《威尼斯商人》里面的那种人，比较势利又看重钱。这位父亲总觉得自己很牛，有本事能做生意，养活全家人。
所以，卡夫卡从小就被父亲用很正统的标准去严格要求，希望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商业强人，或是有头有脸的人。但卡夫卡的性格比较敏感忧郁，所以父亲一直很看不上他，经常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觉得他没有符合自己的期待，是一个扶不上墙的儿子。
卡夫卡比较爱读书，他读的是法律，一直读到法律博士。博士毕业后，他进了一个保险公司做理赔的工作。以他的性格，不是像我们中国说“会来事”的那种人，所以他一辈子到他死，都只是一个小职员而已。他的父亲就很看不上他，觉得他是没本事的人。所以在卡夫卡的很多作品里，你可以感觉到他对父亲怀有一种畏惧的感觉，他父亲给他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比较严重的。
卡夫卡的朋友也比较少，他最好的朋友就是他大学时代认识的，叫布罗德，那个人也是个作家，此人在生前发表的文章比卡夫卡还多，因为卡夫卡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虽然他非常爱写作，对他来讲，写作就是他的命，不写不行，可他往往是偷偷摸摸地写，因为父亲不喜欢他写这些东西，觉得他搞这些是没用的事。
而且卡夫卡写的那些东西如果被他父亲看到，肯定又是一顿骂，是相对来说比较灰暗比较悲观的一些思想。对卡夫卡来说，写作是一个最自由的地方，能够把心里想的一切都放在写作里面。他常把自己的文章拿给朋友布罗德看，曾经也参加过一些作家的小聚会，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文章，但大部分人都没有认同他的价值，只有布罗德始终是坚信他的作品非常有价值，认为他是个天才。
卡夫卡的写作其实非常纯粹，文章完成以后，写作的使命就已经达到了。他完全不为其他任何目的写作，不为名不为利，他就是要写而已，是一种纯粹的写作欲。
他有点像林黛玉，临死前焚稿。我们说林黛玉是诗魂，卡夫卡也有这么一种灵魂。而且他后来也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41岁就去世了，从39岁左右，他就在一直生活在疗养院里面。
死前的两年里，卡夫卡还在陆陆续续地写作，包括今天所讲的《城堡》其实是没有写完，他就已经死了。死前卡夫卡把一些稿件交给朋友，说你看完这些稿子之后就把它烧掉吧，不要留下来，也不要给别人看。可能卡夫卡觉得这些东西被别人看到是一种羞辱，而且因为他整个家庭的那种氛围，让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有任何肮脏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包括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都在给他这样的压力。所有的一切都在说要做一个正常人，要做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人，这让他心里那些本来是真实的、阴暗的东西，却扭曲成为了“耻辱”，所以他也就不愿意把文章给别人看，只给了能够理解的他朋友。
卡夫卡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死之后，他的朋友还是把这些手稿拿去出版了，还很积极地去推动手稿的各种的翻译和宣传，当大家读了卡夫卡的作品以后，很多人就震惊了，觉得这些作品简直写得太好了，于是开始积极地去挖掘关于他的一切。他们到卡夫卡工作的保险公司里去找他留下的工作资料，发现卡夫卡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虽然平时比较内向，不太交朋友，看起来他好像对这个社会不太关心有点冷漠，其实他在工作里面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主要做的是工伤理赔这一块，当时的有很多新的小作坊小工厂，对工人的保护不到位，很多工人的手被切断、手指被切掉，或摔下来哪里受伤了，很多都得不到理赔。
卡夫卡为了能让他们得到理赔，他把每个报告都做得非常的详细，甚至会把工人受伤的位置画出来，表示说这个人真的伤得很严重，对他影响很大，希望你们能够给他理赔。卡夫卡的认真和他的那种温暖，是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点，但这一面几乎不被人看见，甚至你读他的作品都很难看到这一面，在他的作品里，忧郁和悲观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城堡》是卡夫卡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没有写完。情节很简单：有一个叫K的土地测量员来到一个村子，村里有一个城堡，好像是城堡里的人聘他来的，但一开始并没有讲明，来了以后，他就打算到城堡里面去登记入职，然后就可以工作了。
但这个城堡非常奇怪。首先，没有任何人承认这个K是土地测量员，他到处去找办法想得到承认，比如他想进城堡，别人跟他说你不可能进得去的。村里面所有的人都告诉他，这个城堡你是进不去的，你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人来承认你。所以K就在一个酒馆里面待着，也不知道去哪。
这个村终年是一片白雪茫茫，始终处在严冬之中，而且时间很奇怪，白天很短，一小会就变成夜里了，感觉这个昼夜不是真正的昼夜，而是根据人的心情走的。这座城堡，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很巍峨很美观的城堡，它看上去杂乱无章，层层叠叠像个蚂蚁窝，有种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城堡周围的这个小村庄的人口不多，可城堡里的办事员特别多，每个办事员好像都忙得要死，却不知道在忙什么，而当你想要找人办事，却谁都找不着。
这个城堡是伯爵的城堡，但是谁也不提伯爵，只说有一个叫克拉姆的人，是城堡里面的办公室主任，K一直想去找克拉姆来承认他土地测量员的职位，可怎么都找不到他。K有一次听说克拉姆在酒馆的密室里，他就想那我就在门口站着等你，他看克拉姆的马车停在门口，就爬到马车上坐着，结果没想到马车夫把马都牵走了，把马车单独留在那让他坐着，后来他觉得没意思就回去了，结果他一离开，克拉姆就走了，还是没见到。
后来他为了找克拉姆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只要是跟克拉姆有关系的人他都去找。比如克拉姆的信差，还有一些女的跟克拉姆睡过，他也去找，反正跟克拉姆沾上点关系的人，他都要去找。最后他为了引克拉姆出现，就把克拉姆的情妇抢过来了。这个女人是酒馆的女招待也是克拉姆的情妇，后来K都跟她结婚了，本以为至少克拉姆能出面来聊一下吧，但克拉姆还是没出现。克拉姆很奇怪，所有人都说见过他，但每个人都说得不一样。有的人说他高，有人说他矮，有人说他胖，有人说他瘦，而且都很确定，好像克拉姆就是有千万种样貌。
还有件怪事儿，就是K的身份都还没确定，城堡就派了两个助手给他，这两个助手有点傻乎乎的，经常做一些很没有逻辑的行为，整天干蠢事来拖累K，K很烦他们，想赶他们走，这两个人说与其是助手，不如说是阻碍。他们俩在书里面有一种喜感效果，经常干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K和克拉姆的情妇结婚了，但他的工作定不下来，所以他太太就去找村长，村长说不然你去干学校的校役吧，就是扫地种地这种粗活都要去干，k开始不想干，觉得自己是个土地测量员，是个专业人士，为什么要干那种事？他太太就劝他，你总要在这待下来，也没地方住，到每个地方人家都要把你赶来赶去。
最后K没办法，只能很不情愿地接受先去做学校的校役。学校给他们一个破教室当住处，但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晚上他和太太睡觉时两个助手就在旁边看着，早上经常很早老师就来上课，把门啪地一开，就说你们赶紧起床。那些老师本来也是很底层的人，但他们觉得K比自己更低，所以给他的工作经常是羞辱性质的，好像只为了显示“我可以对你发号施令”，K受不了这种羞辱，他们动不动就拿“我要把你辞退”来威胁他，但是又不会真的辞退他，只是威胁。
这个村庄的人对城堡里的人有一种像是天生带着的恐惧和臣服的心态，城堡里经常有官员会下来，让村庄里的女孩提供性服务，或者做他们的情妇，村里所有人都以能够提供性服务为一种荣耀。
包括酒馆的老板娘，她曾经跟克拉姆睡过三次，从此以后她的地位飙升，她的丈夫一直很畏惧她，她这辈子永远在炫耀跟克拉姆睡过这件事，她找克拉姆要了一些纪念品，经常去看那些东西，甚至跟她丈夫唯一的话题就是克拉姆为什么就不找我睡第四次？
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叫巴拉巴斯家，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父母，她妹妹长得很漂亮。这位妹妹有一次到城堡里参加会议，参会者里有一个应该长得还挺帅的官员，他注意到了巴拉巴斯的妹妹，巴拉巴斯妹妹也注意到了他，甚至有点爱上他了。她回家后收到这个官员写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非常下流粗鲁，看不到一点爱的感觉，意思大概是要强奸她。
女孩看了这封信以后很难过，把信撕得粉碎，结果他们整个家庭就大祸临头。但这个大祸临头也很奇怪，城堡本身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审判，也没有说你们犯罪了什么的，这个审判是来自于整个村庄的人。当大家得知这个女孩拒绝了官员对她的性要求时，整个村庄的人都自动跟他们家划清界限了。巴拉巴斯的爸爸是一个鞋匠，所有的人都到他家来退钱，说你家鞋我不买了。从前他家在村庄里地位还挺高的，但是件事之后，姐妹俩再走在路上都没人打招呼了，连女招待也看不起他们，所有的人都很排挤他们。
巴拉巴斯的爸爸受不了这种状况，想去道歉，但不知道找谁道歉，他开始像K一样围追堵截。他在雪里面徘徊了好几天，希望有机会能抓住谁讲两句，他妈妈也是这样陪着，结果夫妻俩被冻病了，类似瘫痪，却还是得不到谅解。有个朋友比较同情他们，就把这家的儿子，也就是巴拉巴斯弄到城堡去当信差，也是非常低等的那种信差，但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
《城堡》差不多就停在就讲述巴拉巴斯家人的这段故事里面。卡夫卡后来给他的朋友写过的一封信里面提到说，他给小说想好了一个结尾：K一直在这个村子里，搞了一辈子没搞出结果来，最后他躺在床上快死了，城堡终于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可以允许你住在这个村庄里，但是你永远都得不到土地测量员的工作，然后就结束了。
他的作品有两种方式来进入，第一种是以寓言的方式，即利用事物的相似性来看，这部小说其实很没有文采，小说里面经常有很长很枯燥的对话，所以很多人说看不懂，也不想继续看下去。
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和他写作的语言是德语有关，不是日常使用的口语，二是我认为他可能是有意为之，他就是故意要把这个故事表现得很枯燥，让人不耐烦、让人焦躁，因为这就是人生给人的感觉。当你读这本书感到无聊枯燥不耐烦又很爆炸，这就是你对你的生活的感觉，他想把这个感觉营造出来。
为什么他要用寓言的方式来写作？其实很多聪明的人都在用寓言来讲话，比如耶稣经常用比喻来讲话，他为什么不直接讲？耶稣说有些东西你直接讲，别人反而不懂，用比喻能够把最核心的重点给点出来。还要庄子，伊索这些人，他们善于讲寓言，能把事物之间那种微妙的联系在寓言里带出来。
你可以用寓言的方式来读卡夫卡的《城堡》，但它不是传统的那种小故事小寓言，没有非常明确地指向某个东西，它是规模宏大的寓言，里面充满各种细节、各种方向来让你解读。就像一个钻石有很多的切面，每一次转动，闪耀出来的光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进入它。
卡夫卡选择用寓言写作，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写作有一种隐藏性。我们在前面讲过，他不太愿意让别人看出他想写什么，就用寓言的方式来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感觉。
卡夫卡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很深，马尔克斯自己也说过，如果没有读过卡夫卡，他最高的水平也就停留在《枯枝败叶》。马尔克斯的故事，也很像卡夫卡，充满了很多魔幻寓言的东西，让你无从解读，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写作？我们不是故弄玄虚，现实是如此的匪夷所思。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无法用常规的方式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状况。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就是说，你直接表达我很孤独很寂寞，别人根本感觉不到你的感情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卡夫卡的整部小说都没有倾诉我很悲伤我很孤独，可当你读完后会感觉到那些情感。就像中国的古诗，从来不讲情绪本身，比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你看到的不是风和水，而是感觉到一种讲不出来的情绪，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一切景语皆情语“，就是说当你写景，你不是为了写景，而是为了让别人在景里面感受到一种东西。
就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只写景，可你感受到的是一种复杂的无法言说的情绪，对吧？卡夫卡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写作。这就是理解卡夫卡的第一个入口。
卡夫卡是一个控场力非常强的作家，他每个作品的第一句话，就能把你拽进一个全新的空间，拽进他的世界，拽进一个根本不是现实世界的空间里面。
比如说《城堡》的第一句话就是：K来到城堡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半夜？这是在做梦吗？这个城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K的一个梦？从这句话开始卡夫卡就在控场了，也就奠定这个故事的基调。
《变形记》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开头：格里高利一早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他不跟你解释，也不铺垫为什么会变？怎么变成甲虫，他吃什么了还是他干了什么吗？都不解释，就是一句话就把你现实世界提出来，丢进小说的世界，你就跟着主人公走。
卡夫卡也了解一些弗洛伊德，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对梦的一些观点：梦是对现实的投射和转化。比如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给你带来某种情绪，这些情绪你无法梳理或无法接受，你会压抑住它，对吧？你自己都不知道有这种情绪，但在做梦时会下意识编造一个情景，把这种情绪投射进去。
所以我觉得卡夫卡的故事，也可以从梦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这个故事里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好像毫无逻辑，讲一会这个，又讲一会那个，彼此都衔接不起来，这部小说就和做梦的状态一样，包括那种稀奇古怪的城堡，它都不是现实世界中会出现的东西，都像是一个梦境。
讲完了理解他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就具体来解读一下《城堡》里面到底有哪些寓意？有一些是我个人的想法，还有一些是大家普遍的一些想法。
首先就是土地测量员这个身份，我觉得这是卡夫卡对作家这个身份的寓意。因为土地测量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了解这个世界，它需要对这个世界保有一种好奇和探索欲，这跟作家在某些时刻是相似的。而这个主人公叫K，是卡夫卡名字的首字母，所以我觉得这个K就是梦里或寓言中的自己。他在心里给自己定位是一个作家，是这个世界的土地测量员，但这个身份，在他的有生之年都没有得到认可。
第二个是K的异乡人身份。K其实是有家的，有老婆有孩子，有故乡，可奇怪的是，他来到这个村庄以后，好像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去，这种感觉在基督教的赞美诗里常常唱到“这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但是我就得待在这。
K始终有一种身份焦虑，异乡人的强烈感受，也许和卡夫卡是犹太人有很大关系，因为犹太人千年来都在不停漂流，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异乡人，始终无法被那个地方的人真正接纳，就像K在村庄里，没有谁把他当自己人，大家都把他赶来赶去的排挤他，和犹太人的处境是很相似的。
一方面是村民不接纳K，其实K也不接纳这个地方，他始终在怀念他的故乡，他刚看到城堡的时候就心想我家乡的城堡不是这样的，我们家乡的教堂也不是这样的，教堂是多么巍峨，他就一直怀念着逝去的故乡。
“这座城堡使他大失所望，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寒碜的小镇，聚集着一片农舍，其特色是，也许所有的房舍都是用石头建造的，但是墙上涂的石灰早已剥落，石头好像也要塌下来的样子。
霎时间，K想到自己故乡的小镇，它绝不比这个所谓的城堡差。倘若K只是为参观而来，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太不值得了，他要是聪明一点，还不如回到故乡去看看，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他在脑子里把家乡教堂上的尖塔同山上城堡里的那座塔楼做了一番比较。
家乡教堂的那座尖塔线条分明，巍然屹立，越往上越尖，宽阔的塔顶砌着红色的砖瓦，是一件人间杰作——谁还能造出更好的来？而且它比那些低矮的住房有着更高的目的，比暗淡忙碌的日常生活有着更为明朗的蕴含。”
K写到他的故乡，那好像是他的理想国，语气充满了对过去世界的留恋。卡夫卡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上帝已经从这个世界被抽走了。过去的世界，那里有巍峨笔直的教堂，似乎是一个古典的，充满秩序的时代，他对那个时代好像有一种乡愁跟留恋，但是你回不去了，你就是回不去了。
你只能在呆在这里，这里即使不好，可我只能待在这里了，有人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没想过要活着回去。”K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也没想过要活着回去。
前面说过，这是伊索寓言那样的寓言，也像圣经里的耶利米先知的预言那样的寓言，即表现对未来世界的预见，以及对未来世界整体状况的表达，你可以把《城堡》解读为是父权的压迫，因为卡夫卡自己始终没有办法找到方式来和父亲对话，没办法让父亲来承认自己。
你也可以把这个寓言解读为对政府和政治的批判，也可以解读为对法律的迷茫，因为卡夫卡本身是学法律的，他曾说过：“法律使得正义更不可得”，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城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法律系统，无论怎么努力，依然会搞不清楚状况，也找不到正义。
但就像我前面说的，《城堡》像一个多面的钻石，是对整个世界的预言，且不仅仅是单一领域，卡夫卡想说的是，当上帝从这个世界离开以后，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就像尼采说过一句话：“真理是一个迷宫，既然上帝不在了，人们就再也无法区分真理和谎言了”。
K一直在寻找克拉姆，克拉姆这个词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骗局，幻境”，也就是说，在失去上帝这个绝对的标准之后，人们都陷入了一个精神真空的处境：“我得不到我身份的确认了，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到这来？我怎么得到合法确认？，我该干嘛？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就开始像K那样到处寻找。有的人可能还不如K，K是一个“我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的人，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去认识各种人，去到各种办事处，但最后他还是搞不清楚。
而那些不如K的人，就像那些村民，就这样活着，也不知道为啥活着，反正来了就来了，死了就死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可是K有一个执着，不行，我非要把它搞清楚。但你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搞清楚呢？他寻找克拉姆的方式，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经历过的方式，比如说通过爱情，他跟一个女人结婚，这个女人是克拉姆的情妇，你如果把克拉姆理解为是意义本身真理本身，或者说你想要的答案本身，也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爱情而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你以为当你爱她的时候可以更接近真理。但得不到的，还是得不到。即使通过婚姻，也不可得。后来K又通过事业，去当校役，也是为了留下来等待接触克拉姆的机会，但他发现还是不可得。
卡夫卡想说的是，我们真正想要追寻的东西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想确定我到底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干嘛，人生到底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人们心里一直烧灼着，却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近的时候，就只能不停地通过爱情通过婚姻通过各种渠道，严防死你围追堵截，以各种方式去接近。包括K拉到人就问，克拉姆到底什么样子？这就有点像我们不停地看书，别人说这个作者很有智慧，掌握了真理，我们就赶紧去听他说的真理是什么样子。
然而人们讲述的克拉姆一直在变，每个人都说见过克拉姆，我是克拉姆的情妇，我是他的信使，你就以为他肯定见过，可他跟你讲的克拉姆，跟那个人讲的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反正你自己就是见不到，但是别人老是跟你讲他见过。
在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里，西西弗是一个古希腊的国王，因为做错事，被神惩罚每天把一块巨石推到山上去，可那巨石永远都推不到山顶，每次都快到山顶的时候，巨石就滚回来，他把它推回去，巨石又滚回来，他一辈子都要干这件事情。人类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无限循环的一种徒劳，即使带着希望去做，去努力，到最后总是会失败，又得回去重复一遍，也就是西西弗式的徒劳。
这种徒劳，我们在《城堡》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得非常清楚，而且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你对城堡来说无关紧要，那些人永远都是毫不在乎高高在上，他们很冷酷很残忍，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卑微，在他们面前都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无助。
卡夫卡说过一句话，“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面写着：我将粉碎一切障碍。而我要是有把手杖，我就要写：一切障碍都粉碎了我。”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现在明白，如果卡夫卡的父亲看他整天写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感觉？当别人看到卡夫卡写这样的东西，会对他有什么评价，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卡夫卡不愿意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
虽然今天我们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写得非常好，可是卡夫卡也许宁愿别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他这种心情，他宁愿让别人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被误解，他的内心世界很孤独很深邃，但是你们不要去看我的内心世界，就这样子。
城堡，你可以说是政府或者是政权，或是法律或是哲学或者科学，所有五光十色的东西，搭建出来的一个像蚁穴一样巨大的城堡。这个城堡就像圣经里的巴别塔，人当初创造巴别塔是为了去接近上帝，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搭建给它，给它添砖加瓦，于是最后它就形成一种很奇怪很错综复杂，让你更加没有办法去找到上帝的迷宫般的建筑。就像卡夫卡说，目标是有的，道路是没有的，我们所谓的道路，不过是踌躇而已。
还有就是，对于助手的解读，这两个助手给这本书增加了喜剧效果，在整部作品的灰暗基调里面，会看到这两个人老是上蹿下跳，但这种喜剧人物反而加深了小说的荒谬感，有点像看卓别林的电影，他在不停地逗你笑，很滑稽，可你却会感到悲伤。
这两个人和K的关系，就好像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两个助手是肉体，K是灵魂。灵魂在拼命地想要去做点正事，想去追求真理，可肉体老是拖后腿，干些尴尬无聊的事情让你出丑，你还得供养这个肉体而不得不去做些不情愿的工作，比如K为了养活助手和老婆，被迫去做校役。
我觉得这也是卡夫卡自己的处境，他非常热爱写作，宁愿一直写东西，可他必须得去上班，否则没办法养活自己，也没办法让自己在社会上获得正常的地位，所以他感受到沉重的肉身的拖累，所以他创造了这样两个助手，老是在边上搞些有的没的，就是又喜剧又悲伤又笨拙，跟这两个助手相比起来，K是很敏锐的，但助手却一直在给他设置障碍。
卡夫卡算是英年早逝，他总让我感觉就像圣经里的何西阿、耶利米那样的角色，这些先知一辈子为了说预言，过得非常潦倒坎坷，但他们不说不行，那是上帝给他的使命。卡夫卡好像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要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说出来，就像耶利米说的：“我骨头里面有火一样的烧，含忍不住”，就像上帝在他骨头里点了一把火，把一种思想放在他的心里，他不写都不行，他必须写，他不知道自己干嘛要写，写了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还躲躲藏藏，也许别人看到这些东西还要误解还要嘲笑，写作几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
但他就是要写。而且他不止用文字写，好像也在用自己人生的经历写，卡夫卡他一生的经历就像是一个寓言。卡夫卡曾说：“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你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一点笼罩着你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他还说：“我从来都没有当过成年人，我是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命运非常像一个先知，来到这世上好像就是为写作而来，他没有通过写作得到任何好处，没有名没有利什么都没有，只是受尽折磨。当他把他该讲的线岁就死了，一辈子没有结婚。所以我就觉得卡夫卡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先知，上帝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卡夫卡的作品，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样，混沌荒谬令人迷惑，令人想要去找答案，他用小说创造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最真实的一面镜子。
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卡夫卡《城堡》这样的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习以为常，感受不到那些荒唐、混乱、徒劳，但在卡夫卡的故事里你会觉得原来这世界如此不正常，无法忍受，没有逻辑，这种荒唐强烈地凸显出来，所以为什么卡夫卡要去造一个新的世界，因为没有镜子，你就看不清自己。
卡夫卡的这种写作方式，你找不到他是跟谁学的，在他之前没有人教给他，在他之后很多人开始学他，包括莫言、马尔克斯，甚至包括《魔戒》、《纳尼亚传奇》——《纳尼亚传奇》很像一个儿童版大团圆的城堡。卡夫卡自己讲过一句话，他说：“所谓书，应该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一把斧头。”这句话很准确，他的书就是一把斧头，不是一把剑或者是什么华丽的兵器，不是那种流畅漂亮的东西，它就是一把斧头，稳准狠地砍你，你读完他的书，就会觉得被一把斧头给砍了。
“卡夫卡的故事是喜剧的，他被困在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被困在玻璃之中，但他不认为这好笑。确实，玩笑只对于玻璃缸外的人来说是好笑的，但卡夫卡则相反，他的玩笑把我们带到鱼缸之内，带到一个玩笑的内脏深处，带到喜剧的恐怖之处。它甚至也不是悲剧，因为它把悲剧扼杀在摇篮里，他连受害者唯一可以企盼的安慰都失去了，就是悲剧中的那种崇高性，他连这个都不给你。”
文/亚比煞，自幼酷爱读书，愿以书为火，行过世间幽暗。当过记者，做过编导，现为作者。已出版个人作品《何处有香丘》《密云晨光》。
我觉得卡师傅太擅长写日常生活里的绝望了，他能把一切情节分割开，于是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变成了痛苦的隐喻。他本身是一个小职员，没有英雄经历，但是他写出来的文字充满了悲壮。他把生活上的不幸与兵荒马乱的时代等量齐观，如何抵御上司这头面目狰狞的巨兽，他的孤独放置在在庸俗的人群里，像是一个断腿的人跪在了十字路口。
去感受一下他的那些比喻和隐喻吧。他尤其自卑，开心的时候会给马克斯朗诵日记，他说自己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假如有一刻钟表现出了人的举止，那简直要偷偷傲慢起来了。
在卡夫卡那里，硬币掉到床底，钥匙落在桌上，这些全都是让人活不下去的理由。他那么笨拙，不肯放任奇迹的诱惑。
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体两面，陀氏把人置身在一种民族的苦难里，在极端环境中表现人性，要活下去，人是卑贱的啊，什么都可以习惯忍受。卡夫卡从日常生活中也发现了这种不可摧毁性，『写日记的人的一种优点在于：他对变化有着冷静清晰的意识，他无时无刻不面临这种变化。 在日记中人们找得到这样的证明：人们本身就生活在今天看来是不堪忍受的处境里，环顾四周，记下观察的感受，这就是说执笔的右手像今天一样地移动着，今天我们虽然通过通观各种可能性对当时的状况变得更加聪明了，但因而更有必要去确认我们当时在纯粹无知的情况下却仍然不懈追求的那个无所畏惧的精神。 』
本雅明说卡夫卡是预言性的。他尤其爱写那些贴紧大地的悲伤深沉的动物，我们按照他小说中设定一路走下去，变成昆虫鼹鼠，忘却自身。忘却是为了提醒，临到末尾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是一个人，怎么活的那么像一只虫子。
《变形记》讲述一个人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诉说了现代人自我价值与个性的迷失，揭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小说问世一百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所以美国诗人奥登评价卡夫卡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而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尤其是当下年轻人更应该读，并读懂卡夫卡的原因。
卡夫卡出生在 20 世纪初奥匈帝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的商人，同时也却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粗暴地干涉子女的生活，对卡夫卡的工作和写作爱好冷嘲热讽，不屑一顾。在父亲绝对的精神威严下长大的卡夫卡，逐渐形成自卑懦弱，自暴自弃的性格。
尽管卡夫卡因肺病英年早逝，但在短暂的四十多年生命里，一直与人为善，对工作恪守尽职，对亲人朋友尽心尽力，对爱人一往情深，从他给爱人的情书也能看出。卡夫卡对写作一直抱有最大的热忱，他还喜欢在与朋友的社交场合上朗诵自己的小说。
其实卡夫卡很像我们今天网上所说的「隐形抑郁人口」，在人前嬉笑怒骂，活泼友善，尽力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回到家却孤独失落，抑郁成疾，无人诉说。卡夫卡曾说：「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扼杀我的个性。」
在现代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人的精神世界却越发空虚。虽然在真实世界中人不会变成甲虫，但是却会给自己带上各种各样的面具，躲藏在这些面具后面的灵魂渴望交流却无法沟通，只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孤独中。
当下中国年轻人也是压力倍增，空前迷茫的一代。我们努力向上攀爬，为生计起早贪黑，四处奔波，却发现自己被锁在生活的牢笼，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首先，对任何作品的理解都不能脱离时代，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被世人知晓他的价值。他的小说深深影响了萨特、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等一大批文学大师，并被现代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法国新小说等奉为鼻祖。卡夫卡生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半生都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度过。而当时的布拉格还属于奥匈帝国，正处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与动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又是一战主要参战者。当时奥匈帝国已实现资本主义化，但在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对外扩张，对内实行高压统治。
一战，不仅在物质上给西方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也从精神上动摇了西方人文主义根基，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随之倾覆。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已经觉醒的个体的人，在强大的政权机器面前感到渺小无比，生命的尊严遭到践踏，精神和肉体被摧残，个体的发展被束缚。人们恐惧战争，又在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虚假的世界主义等相互冲突的信念中，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与否定。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生物」等传统观念。上帝死了，打倒偶像，一切价值重估等口号，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也影响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人的本性和宗教信仰的怀疑，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对现代生产中人的异化的担忧，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动摇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思考和结论。
卡夫卡从小在犹太居住区长大，接受的是犹太教育。由于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犹太民族既被排斥在东方文化之外，又与西方文化存在隔阂。19 世纪欧洲的反犹太浪潮，和 20 世纪德国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大清洗，使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为生存苦苦挣扎，受尽种种苦难。
卡夫卡对民族心酸感同身受，对千年来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始终抱有深切关注与同情，在他的众多作品里隐蕴着对犹太民族命运和处境的思考。《变形记》里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被全家人歧视冷落，甚至被父亲重伤，正如同犹太人因为异教徒的身份被迫害、被凌辱一样。卡夫卡渴望拥有自己的祖国和自己民族构成的家园，但同时，也看到了犹太民族身上存在的巨大缺陷，使他在爱与恨的民族情感中徘徊。犹太人拒绝被同化，却又很难保持自身。这也很像当下年轻人的处境，既渴望融入社会，却又不想一昧随大流，丧失自己的个性。
卡夫卡的父母都是讲德语的犹太人，父亲赫尔曼本是乡下屠夫的儿子，依靠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成为一个百货批发商。他知识贫乏、头脑简单，为人专横粗暴，对妻子和孩子实行家长式专制统治，对卡夫卡的教育手段是恐吓怒骂，冷嘲热讽，这造就了卡夫卡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的性格。
在 36 岁时，他曾战战兢兢地给父亲写了一封达几十页的长信，流露出对父亲的极端恐惧心理。可怕的蛮横父亲这一形象在卡夫卡诸多作品，如《变形记》《判决》《审判》等都有所表现，他在书信里也多次谈到，卡夫卡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只甲虫。为避免与家庭、与写作的冲突，卡夫卡终生未婚，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
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民族与政治的矛盾，亲情的压迫与缺失，精神的漂泊与不安，自身性格的缺陷，使卡夫卡的一生都在一种悖论与矛盾中挣扎和反抗着，这也使他的作品在真假虚实之间绽放强烈的艺术魅力。
《变形记》篇幅很短，大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终日困于卧室。
卡夫卡去世前不久，街上遇到个小女孩在哭。女孩说她的洋娃娃不见了。卡夫卡安慰她，说洋娃娃只是厌倦了人类而离家出走了，洋娃娃一定会写信给你的。于是，卡夫卡每天以洋娃娃的口吻写信给小女孩，告诉她洋娃娃出走以后所经历的故事……
多年以前，我几乎读过卡夫卡所有的作品，更是反复阅读过他的情书，还把他的情书中的精华手打贴到网上（当时尚无卡夫卡日记的网络文本）。
在卡夫卡遗留下来的文稿中，其中有五分之三都是他的书信，而情书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他很腼腆，之所以他写了如此多的情书，正因为他既不敢用语言，更不敢用身体来表达他的情感，只能用文字。
当卡夫卡认识密伦娜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密伦娜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有夫之妇。众所周知，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而密伦娜·耶申斯卡出自捷克的名门贵族，在认识卡夫卡之前，她违背父意，嫁给了维也纳的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但她绝不是那种依靠男人的花瓶式的女人，事实上她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凭借自己的才华给许多报纸撰稿。
后来，她确实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当然，那个男人不是卡夫卡）。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卡夫卡和密伦娜的关系，我想这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婚外恋，因为根据我手头上的资料，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事实上，只有书信，只有在两地书中，他们是一对爱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依旧象他作品中的约瑟夫·K一样，充满了恐惧和胆怯。
卡夫卡终生未婚，但他却订过三次婚，但最后又都解除了婚约，其中前两次是与同一个女子，不是因为他对婚姻随便。恰恰相反，而是因为他对婚姻太认真了，他追求完美，而他所认识的女子，没有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心灵，也许只有密伦娜除外。
而当他认识密伦娜的时候，他的第二位未婚妻正在布拉格等待着他去完婚，而密伦娜则始终留在维也纳，她的丈夫身边，她与身在布拉格的卡夫卡之间的联系，绝大部分依赖信件，而且，为了不让她的丈夫知道，她从来都是去邮局取信的，而不是让信直接寄到家中。
虚拟之爱，套用小波的一句话：古今无不同。是的，古今无不同，卡夫卡与密伦娜就是虚拟之爱，然而，似乎他们比今天的人们更纯洁一些。那是精神之爱，我不知道卡夫卡是否是柏拉图主义者，其实他并不排斥肉体之爱，只是他的内心深怀着恐惧，就象他笔下的K。
这本书我看完了，那是一个内心孤独的男人致一个内心孤独的女人的信。那些信没有时间，所以人们无法知道书信确切的顺序，只能按照信中的内容猜测着排列。我想，卡夫卡未必真的期望通过这些信可以得到什么，也许只是他的内心需要而已。
但是，他的爱是真的。尽管他懦弱，胆怯，恐惧，作为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他其实是绝望的，就象K，从一开始就是绝望的，当K在雪野中遥望那座城堡，走向那座城堡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K，永远都无法抵达城堡，甚至连一眼都看不到。这也是卡夫卡对于他所追求的爱的命运。
我参阅了《城堡》的写作时间，其实就是从卡夫卡与密伦娜爱情结束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他与密伦娜的爱的绝望，才导致了《城堡》的写作的冲动。如果他得到了他的爱，也许我们今天就无法再看到《城堡》了，他能够得到爱吗？不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城堡》，这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对卡夫卡来说，是残酷的。
同样，我所钟爱的《诉讼》，也是在卡夫卡与他的第一位未婚妻解除了婚约之后写出来的，很显然，那次订婚的失败，促成了充满绝望的《诉讼》的诞生。我想，也许痛苦这个东西，正是孕育所有伟大小说的子宫。
卡夫卡患有肺结核，在他认识密伦娜之前，他的病就已经很严重了。当时的欧洲，肺结核是难以治愈的，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他的身高一米八二，但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说自己的体重只有55公斤，简直是世界上最瘦的人。
一生得不到爱，而生命又将逝去，这所有一切的绝望都来自于他的性格，而他的杰作也来自于他的性格，究竟是肺结核杀死了他（最后致死的好象是喉部疾病）？还是他的性格杀死了他自己呢？
他的一生就是一对巨大的矛盾。正如《诉讼》的最后部分，K被杀死的那一段曾经深刻地震撼了我，“死得象一条狗”，这正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担忧。
卡夫卡还写过一篇记梦的短文，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他写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闯入了一片坟墓，其中有一块墓碑上这样Y.K（其实就是约瑟夫·K），那就是他自己的坟墓。据我所知，《诉讼》就来自于那一个梦。
“几年前我常去莫尔道河上的西冷特伦克，在那儿逆水划船，然后伸展四肢平躺在船上，顺流而下，从桥下穿过。因为我很瘦，从桥上看一定很可笑。那个职员有一次从桥上看见了我，在充分强调了我的可笑样子后，可把他的印象归结为：我看上去就像是在最后的审判时刻那样。这或许可以说像棺材盖已打开，而所有死人仍躺着不动的那个时刻。”
“这主意简要来说就是：您离开您的丈夫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已经有过一次先例了。理由是：您的病，他的神经质（您这么做也能使他轻松一下），再就是维也纳的状况。我不知道您要到哪里去，最好能到波希米亚任何一个安宁的所在。要是我自己不插手，也不表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需要的钱您暂时从我这里拿（关于怎么偿还我们还可以商量。我为此只提一个也许我能从中得到的次要好处：我将成为一个热衷于工作的职员——话说回来，我的工作轻松得可笑又可卑，这您也许无法想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赚到钱）。假如每个月这笔钱有时不太够，所缺的零头您总有办法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真是愚蠢的典范，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读到对西藏边境山中一个村落的描写时，我的心突然痛楚起来。这村落在那里显得那么孤零零，几乎与世隔绝，离维也纳那么遥远。说西藏离维也纳很远，这种想法我称之为愚蠢。难道它真的很远吗？”
“您不要求我正直，密伦娜，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了，很多东西正从我身上消失呢，一点不假，也许一切都正在从我身上消失，但是这在狩猎场上鼓舞士气却鼓舞不了我的心。正相反，我会因此而迈不动步子。突然间一切都会变成骗局，被猎者会把猎人掐死。我就是走在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上，密伦娜。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人们在玩”小树、小树、换换个，小树”的游戏，我在阴影下从一棵树下潜行到另一棵树下。我正走在半路上，您向我呼叫，叫我当心危险，想给我以勇气，对我不稳的脚步感到惊恐，提醒我（我！）不要忘了这是游戏——但我不能，我倒下了，我已经躺下了。我不能同时倾听内心可怕的声音和您的声音，但我能听见那个声音并信赖您，您，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能信赖了。”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我们的天性。但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象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今天早晨我又梦见你了。我们挨着坐在一起，你推开我，不是生气地，而是和和气气地。我很伤心，不是为推开我而伤心，只是对我自己，觉得我不该像对待一个哑女那般对待你，没有听见你所说的——而且正是对我说的声音。或者我并非没有听见，而是无从回答。我走开了，比在第一个梦中更悲伤。
我想起我读过谁写的这么一句话：“我的爱人是穿越地球的一道火柱，现在她把我拥抱住了，但引导她前进的不是被拥抱着，而是旁观者。”
“其次，不必去谈论我以后会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还要多，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注。
由于我在维也纳的态度，你以恐惧的名义责备我是正当的，但它的真正特别之处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卡着我的脖子的手，这才是我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或者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
“我去办公室前匆匆写几笔。我本想沉默，三天来这几乎令我窒息，至少现在如此。你在进行这个可怕的斗争时，我想保持沉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互相衣服的呀，这也是我的斗争。你也许已发现，我有几个夜晚不得安睡了。简单说来这是“恐惧”在作怪。这东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眼看它围着我抛来抛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你最近几封信中夹杂着两三句话，它们使我愉快，但却是绝望的愉快，因为你对此所说的话使理智马上说服身心，但此地有一种更深刻的说服力，我不知道它的所在，它什么也说服不了。再说，你身躯的临近所发生的那种使人又安心又不安心的奇妙作用一天天在淡漠下去，这与其他因素一起在削弱我的力量。要是你在这里多好啊！你看我什么人也没有，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恐惧，它和我死死地缠在一起，一夜又一夜地滚来滚去。围绕着这恐惧，事情在某些方面变得十分严重（奇怪的是，这恐惧总是对着妹妹，不，这是不对的），这恐惧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使恐惧本身也变得易于理解了。你对此说得那么美，那么好，听了这些话，别的话根本就不想听了。但这是不是就道出了其最精辟的定义，却是很成问题的，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给你写了这些，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这儿是你的两封电报......但关键是，在度过了一个几乎不眠之夜后，我坐在这封信面前，它对我来说重要极了。所有我从布拉格写给你的信本来都必须写，包括最近几封在内，而只有这封是应该存在的。或者说那几封信是可以存在的，这无所谓，但这封必须置于它们之上。可惜我一点也说不出我昨天晚上对你说了些什么，或昨天夜里以及早晨说了些什么。不管怎么说，关键是不管你周围广阔的圈子里的其他人以高尚的智慧，动物的（但是动物并不是这样的）迟钝，魔鬼般的好心，致人于死地的爱情对你说些什么——我，我，密伦娜，我彻头彻尾地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做得对的，不管你是留在维也纳，还是到这儿来，还是继续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之间徘徊，还是一会儿这么做一会儿那么做。假如我不懂得这一点，我同你还有什么关系可言呢？就像在海底深处没有一块地方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样，你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耻辱，并使我反感。我至今一直认为，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忍受不了人，热我为此十分羞愧，你现在却向我证实了：在我看起来那不可容忍的东西，不是生活。”
“（我爱你啊，你这死心眼的人，有如大海爱它海底的一颗小石子，我对你的爱就像海水淹没着你一样——而我在你这里却又像一颗小石子，假如上天允许的话）。假如说我爱整个世界，那么也包括你的左肩，不，首先是你的右肩，我因此而在想吻它的时候便吻它（而你是多么够意思，把你的衬衣往一边拉开），还有左肩，更有在树林里你贴在我上身的脸蛋和你埋在我身底下的脸蛋，还有我贴在你几乎裸露的胸脯上的脸。因此，你说我们已合而为一是有道理的。我对此毫不害怕，这是我唯一的幸福，唯一的自豪。我根本不将这局限在树林的范围内。
但是，恰恰在这白昼世界和那“床上的半小时”（你有一次在信中轻蔑地把它说成是“男人的事情”）之间，对我来说是条鸿沟，我无法跨越，也许是因为我不愿意。对面那边是黑夜的事情，从任何意义上看都完全是黑夜的事情，而这边是尘世，我占有着它。现在我为了重新占有黑夜的事，却要跳过去，跳入黑夜之中。有什么东西能够重新被占有吗？这是否意味着失去？这里是我所占有的世界，我却应该到对面去，为了完一个可怕魔术，一种变幻的魔术，一块炼金石，一种炼金术，一个魔环。去它的吧，我对此害怕极了。”
“我多么幸福，你使我多么幸福啊！来了一个当事人，你想想，我也有当事人。这个人打断了我的写信，我很恼火，但他长着一张好看的、亲切的、胖胖的、符合德意志帝国标准的面孔，乐于承受对他开的玩笑，就像对待公务程序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打搅了我，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还不得不站起来，同他一起到别的部门去走走，这对于你来说已经过分了。而正在我站起来的时候，勤杂工来了，带来了你的信。我在楼梯上打开了它。老天爷，里面有一张照片，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一封可以读一年的信，一封永恒的信，而且这张照片真好，好得不能再好了。一张可怜的照片，只能透过泪眼，伴着剧烈的心跳才能看清它，用别的方式都不行。”
“我记得第一个夜晚。那时我们住在蔡尔特纳路，对面是一家成衣店，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在上面的房间里，当时刚过二十岁的我不停地踱来踱去，为第一次参加国家考试，拼命往脑子里装一些我觉得毫无意义的东西，真是令人神经紧张的学习。那是夏天，天很热。这季节就是这样，简直叫人受不了，牙齿间咬着那讨厌的罗马法律史，一直站在那儿。后来我们终于交换了信号，定在晚上八点我去接它。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已经有另一个男人在那儿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我本来就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害怕，当然也害怕这个男人；即使他这时没有出现在那儿，我照样是怕他的。这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给我打了个手势，要我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便这样走到了苏岑岛上，在那里喝啤酒，我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们慢慢向姑娘的住处走去，我跟在后面。在肉市的某处那个男人与姑娘道别了，姑娘跑进了房子。我等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跑来了，然后我们到克莱因塞特的一家旅馆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而又厌恶，到了旅馆里还是这样。凌晨时分，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好，我们走回家去，走过卡尔大桥。这时我自然深感愉快，但是愉快的仅仅是因我那永远可怜不堪的身体终于获得了平静。令人愉快的首先在于：这一切没有更叫人厌恶，没有更龌龊。我后来又同这个姑娘相聚过一次，我相信，是在两天以后，一切像第一次一样美好。没过几天我就到一个避暑胜地去了。在野外同一个姑娘稍稍玩了玩。从那以后我在布拉格不敢再看那姑娘一眼了，没有再跟她说过一句话，她是（以我的眼光看）我的凶恶的敌人。可她实际上是个好人，一个友善的姑娘。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敌意的唯一来由（肯定不是那么回事）是这姑娘在旅馆里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点什么令人厌恶的事（这根本不存在的事不值一谈），说过什么脏话（不值一谈），但是记忆抹不去这些。我当时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时刻。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这讨厌的、肮脏的一幕就外部来说不是必要的，就内部而言却是必要地与整体缠在一起了，而正是这讨厌地肮脏的一幕（它的小小的记号仅是她那小小的动作，小小的言谈）用强力把我拖到这个旅馆里来，本来我一定会全力反抗的。”
“这条真理千真万确，不可动摇，是支撑世界的中流砥柱。然而我承认，在感觉中（仅仅在感觉中），这个真理却继续存在，毫无疑问将继续存在。你知道吗？假如我想写下下面将写的话，便唤来了许多宝剑，它们围成一圈向我的躯体逼近，这是最完善的刑罚。假如他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我没有说刺入），假如它们开始划开我的肌肤，那就可怕极了，我会立刻随着第一声叫喊就出卖一切，你、我、一切。我只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承认，关于这些事情的信件往来仅仅在我的感觉中（为了我的生命，我再重申一遍：仅仅在感觉中），就像我是生活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而且一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现在却要向一直生活在欧洲、生活在欧洲中心的你谈谈我对今后的政治动态的坚定的见解。但是这只是一个比方，一个愚蠢的、笨拙的、错误的、感伤的、可鄙的、装聋作哑的比方，不是别的什么，噢，它们的宝剑。”
“密伦娜——我又一次分开你的头发把它捋向一边——我是有一头如此凶恶的野兽吗？对自己凶恶，对你同样凶恶？还是应该说，有一头凶恶的野兽在追赶我？我甚至不敢说它是凶恶的。只有在给你写信时，我感到是这样的，便说了出来。
其他事真的像我对你说的那样。假如我给你写信，那么在等信之前和之后都无法入睡；假如我不给你写信，那么我至少可以稍稍睡上几个小时。假如不写，那么我只是疲乏、悲哀、心情沉重；假如我写，不安和惶恐就会撕裂着我。事情正是这样，我们在互相乞求同情：我求你现在允许我躲起来，你求我——可是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边是最可怕的咄咄怪事了。
情况大致如此，我，林中之兽，那时很少呆在林中，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肮脏自然只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看见你在外面，你是我见过的生物中最美丽的，我忘记了一切，甚至完全遗忘了自己，站了起来，走近些，我的心在这新鲜的、可仍然是属于家乡的自由空气中颤抖着，但还是走近了，一直走到你的身边。你是那么和善，我在你的身边蹲了下去——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可是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呆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而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忘掉了一切）。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尽管你用最仁慈的手抚摸着我，你总会发现我身上的某些奇怪迹象，表明我来自森林，表明森林是我的老家，我真正的家乡。我们不得不谈到，不得不一再重复着“恐惧”，它折磨着我的每一根裸露的神经（也折磨着你，但不是故意的），它在我面前不断增长着。对你来说我是怎样一种不洁的祸害，怎样一种到处干扰你的障碍啊！有关对马克斯的误会也来凑热闹了，在格蒙德这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发生了雅尔米拉理解和误解的事情，最后终于在V.那儿发生了愚蠢、粗暴、冷漠的事情，其间还发生了许多小事。我想起了我是谁，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错觉已经消逝，我怀着恶梦般的惊恐（在某个不该来的地方凑热闹，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我真的怀着这种惊恐，我必须回到黑暗中去。我受不了目光，我绝望了，真像一只迷途的野兽，奔跑起来，尽快地跑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要是我能带走她该多好！”还有一个对立的想法：“她去的地方还会有黑暗吗？”你问我是怎么生活的，我就是这样生活的。”
“昨天我梦到了你，细节我几乎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不断地变换位置，我变成了你，你变成了我。后来你身上不知怎么着了火，我还记得人们用布把火扑灭，用一件旧上衣拍打你。可是变形又开始了，你不再是那个人了，身上着火变成是我了，而用上衣拍打的也是我。可是拍打没有用处，只是证实了我由来已久的担心：这类东西对救火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这时消防队来了，你不知怎么又被拯救了。但是你与以前不同了，像幽灵一般，用粉笔在黑暗中描画。也许仅仅由于得救而高兴得晕了过去，你倒在了我的怀里，毫无力气。可就是这个时候也有那种变化无常的不稳定性在作怪，也许是我倒在什么人的怀抱里。”
“我在读一本中国人写的书BUDACKA KNIHA（捷克语：鬼的故事）。因此我想到，这里全是有关部门死亡的故事。一个人躺在临终的床上，死亡的临近使他摆脱了一切依恋，他说：“我的一生是在抵御欲望和结束生命的斗争中度过的。”然后是一个学生在嘲笑一个老唠叨着死亡的老师：“你老是说死，却总也不死。”“我会死的。我在唱我的送终歌，一支歌唱得长一些，另一支歌唱得短一些，只需要用几句话便可以概括它们之间的区别。”
“现在我无所事事，在这封信上一直趴到深夜一点半，看着它，并透过它看着你。有时候（不是在梦里），我想象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你的脸被头发遮盖了，我成功地分开了你的头发，向左右两边撩开头发，你的脸现出来了，我的手抚摸着你的前额和太阳穴，双手捧住了你的脸。”
“单单从理论上看，由于写信想写就可以写，轻而易举，这就势必把可怕的灵魂紊乱带到世间来。这是一种同幽灵打交道的行动，不仅是同接信人的幽灵，而且也是同自己的幽灵。幽灵在写信的那只手下成长，在信件的连续性中，即在一封信证实着另一封信，并可将另一封信作为自己这一封的见证的连续性中成长。人们怎么会偏偏产生这样的想法：人与人可以通过信件互相交流！人们可以想起一个远方的人，人们可以抓住一个近处的人，其他一切都超出人的力量。但写信则意味着：在贪婪地等待着的幽灵面前剥光自己。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洗得一干二净。它们正是通过这种丰富的营养骇人听闻地繁殖着。人类感觉到这一点，也在与此斗争。”
如果我有打错字的地方，也请大家谅解。大概这个世界上，只有象我这样的傻瓜才会不惜精力地把书本上的大段文字输入到电脑中了，如果这可以表现我对他的虔诚和敬意的话。
我原本想在我摘录下的每一段文字后面都加上我对此的批注和感悟，但是，最后我却决定删去那些部分。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卡夫卡，不需要别人的解释，只需要自己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我就什么话都不要说，一切都留给各个孤独的心灵们去体会吧，你们也许可以从这些文字里得到关于进入《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地洞》、《诉讼》、《城堡》等等扑朔迷离的迷宫的钥匙。
在卡夫卡认识密伦娜四年以后，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在孤独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享年41岁。而密伦娜后来成为了捷克著名的左翼人士，《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也是她的好友，她最终的命运很悲惨，被关进了纳粹的集中营，死于1944年，而仅仅不到一个月之后，集中营就解放了。而这时候，距卡夫卡的死，已经有二十年了。
然而，读完卡夫卡的情书，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涌动出来的恐惧又一次弥漫在了我的房间里，钻进了我的心中。在我的窗外，上海又一次下起了绵绵的细雨，那些雨水，轻轻地敲打在我家窗台上的那些花的绿叶上。四周静静的，听着那些雨声，这是为什么？
我今天看了一张维也纳的地图，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难以理解：怎么人们建起这么大一个城市，而你却只需要一个房间。
“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教里不受欢迎。作为对犹太人的犹太教持冷漠态度的人，他在犹太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地位。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受捷克人的欢迎。作为讲德语的犹太人，他在波西米亚德国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地位。作为波西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这是君特安德斯对卡夫卡出身的简述。
卡夫卡的人生境地的确是无比尴尬的，因为出身的特点与个人的经历的原因，卡夫卡本人是非常孤立的。再加上他作品的一种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许多人认为他是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态度的写作，并认为其作品表达出的一种“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的心理状态。再加上他的生平，卡夫卡与其作品人物的定位似乎注定与正常人无缘。
初读卡夫卡时，我常常在阅读中感到喘不上气，那种噩梦般的压抑迫使我数次放下书本。我实在想不出对一个突然变成甲壳虫的人是否应该同情，对于甲壳虫家人的行为态度是否可以理解。我只是被其中的人物背后的世界吓到，无法想象还会有那样的一个社会。而这种感受在读他的其他作品是呈现的更加强烈。我也常常会想，这也许是只有精神病人才会具有的精神世界吧！
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从卡夫卡作品中传达出来的荒谬与压抑变得有些似曾相识，甚至有些亲切。以至于后来每当看到关于卡夫卡写作角度的病态性和其本人的神秘性的评价时，我都会感到有些反感。我开始感觉卡夫卡和他的人物都是平常的人，真实的人，而他所描绘的世界也同样真实，只是角度大为不同。
昆德拉曾对于出生地有过一番讨论，他认为出生在小国家的人（昆德拉出生于捷克，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其领土包括捷克和奥地利）分为两种，要么被狭隘的文化束缚，成为局限性较大的普通国民，要么完全的跳出地域桎梏，具有全景文化的视野，如果说昆德拉向上走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么正如历尽平庸才显示出个体的独特，卡夫卡向下走，仍然得到了完整的世界。
卡夫卡小说中绝大多数都是弱者，从长篇小说《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到短篇小说《在法的门前》中的乡下人，他们有着同样的被动与弱势的地位。
这里的“弱者”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大家给予同情的一类人，他们的外表也许很正常，但他们的人性特点显得更加生动，真实。如同电影《十二怒汉》中没有出镜的一位老年证人，他的作证被十二个陪审团成员的绝大多数轻易相信，而正是这样一个生活在贫民窟，无子无女，一生碌碌无为的老人“弱者”，却很有可能在庄严的法庭上，在人命关天的案子上做出假证，认定少年嫌犯杀人成立。只求为自己一生的存在感填补空白。
对于这样的“弱者”，他们对自己的内心活动往往不能自知，卡夫卡把他们以各种的形象搬入纸上，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恐惧，他们内心的敏感，他们的可怜可爱之处，显露无疑。
《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本身算是一名知识分子，孤身来到陌生的城市任职，表面上得到了城中居民的欢迎，实际上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令他莫名其妙。他不满徒有职位名称，想要进入城堡跟负责人沟通讨得实事做，却从来都被内部小官员彬彬有礼的无视，而进入城堡比登天都难。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弱者对于未知强大想一探究竟的“执着”但又丝毫没有成效的状况令读者洞悉出人物内心活动的每一个枝节。
“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想必这弱者像也是其中三十二相中的一个吧。卡夫卡作品中荒谬的弱者形象大概是每个人内心非常隐秘的一层人格。人们对于人生地位和自身存在感的盲目追求正是心中弱者相的映像。而人们不能自知的原因是这种弱者相化为一种看似“趋于上进”的强者相。社会风气愈发趋强，人们心中的弱者相隐藏得便越深，而由弱者相延伸出的“强者相”也许就越发强烈与明显。那个卡夫卡生活的“后工业革命”社会，想必和今日中国社会有一些相似性吧。
所以与其说卡夫卡描绘的大多是病态人格，还不如说：他在独特的人生经历与社会条件下，从一种弱者角度，挖掘出深深隐藏于人们心中脆弱的一层。给读者一种启示。
昆德拉在其文学评论《帷幕》中说：“就像一位匆匆化妆去赴她首次约会的女人，当世界涌向刚刚出生的我们时，已经是化过妆，带上面具，被预先阐释了的，而上当受骗的不完全是保守者，反叛者由于急于与一切人对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本身有多么驯服，他们反叛的仅仅是被预先阐释为值得反叛的东西。”卡夫卡先知般的剥去了人格中那一层被诠释的面具，展示给读者的是一面镜子，镜中是素未相知的自己。
我微博的名字就叫，卡夫不卡了，一个戏谑的昵称，因为刚玩微博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昵称，彼时又对卡夫卡喜欢的不得了，于是就有了这个沿用至今的什么含义都没有除了和卡夫卡沾点边的名字，以至于后来不少网友直呼我为卡夫，又变成了饼干。
说这个的意思，就好像中国人见面总要叙一叙（方言，意思是攀关系，看有没有彼此之间共同认识的好友从而拉近关系）一样。我这么说，显得自己对卡夫卡很了解。实际上，我也只是附庸风雅，不敢说自己看懂了卡夫卡。只是在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非常迷恋卡夫卡。
我始终认为，一段时间的心境和经历，和当时喜欢的艺术家是相匹配的。彼时，我有点自闭，考了一个家里人认为不理想实际上也不理想的大学，恋爱受挫，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十分受挫。经常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在校园林荫道上，带着耳机听mogwai，看灯光和秋天的落叶，一个人吃饭、洗澡、打球、上网，不怎么和身边的损友交流，去图书馆带着CD机听歌，看什么其他人看起来有些病态的书，比如《吸毒少女的自白》，比如《论谋杀》，比如《常态下的癫狂》，比如，卡夫卡。
我一直认为卡夫卡是一个天才，好比社会学鼻祖之二，两个马克思，卡尔和韦伯。有许多勤奋的文学家，但勤奋是替代不了天赋的。而卡夫卡真的是天赋异禀，作为现代文学的先驱，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齐名，卡夫卡竟然一生的写作总量也不过200多万字，并且许多是他的日记，很多是手稿，于是看到的不少作品都是残篇。但是要知道《追忆似水年华》就240万字了。当然，以字数论英雄显得有点业余，但持续高质量的产出确实是评价一位大师的重要标准。光从这一点，足以看出卡夫卡的天赋。
卡夫卡最迷人的地方，我认为就是他那略带神经质的忧郁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我，看卡夫卡觉得非常爽的原因。有答案似乎认为，卡夫卡是一个懦夫。关于卡夫卡的生平，我就不赘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文学是一种艺术，不是心灵鸡汤，不需要每个作家都要像海明威那样硬汉，探索人类心灵中略显阴暗的角落没有什么不好的。而且，需要区分开的，卡夫卡既不是那种懦弱胆怯的病态神经质，也不是像日本豚鼠系列电影那样疯狂残忍的病态神经质。
”而我们在很多神经脆弱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这些浸淫在生活中的灰尘，细看之下，竟然似乎还张牙舞爪似的。但这些时候大多数也就一闪而过，它们太过于平常，太过于普通。我们就又继续回到日常生活轨道之中。
而卡夫卡之流异于常人的地方，就是其脆弱敏感的神经，对这类事物感知非常的敏锐，并且富有想象力。比如饥饿艺术家，这部短篇，寥寥几百字，竟然将这位节食的艺术家的心态甚至于是荒诞刻画的入木三分。当时我看到这些非常富有想象力的短篇的时候，就深深觉得自己和卡夫卡的距离，天才和矮子的差距。别说普通人了，就算是一流的文学大师，模仿卡夫卡的文笔和感觉都很难做到。
他敏锐地感知到了生活中，那些细碎的，平凡的，庸常的灰尘，把它截取出来，用日常生活的逻辑展示它，使人感到一种疏离。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疏离，一种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反叛，一种自我对于秩序的无力，走向了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式的荒诞。
于是这种手法被成为表现主义，影响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如荒诞派等，许多先锋文学追认卡夫卡为其鼻祖。
这种追认，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杜尚，也是一个天才，独立独行的人，他的作品《泉》问世，挑战了号称当时先锋艺术展的评委和大众们的审美。他的出现，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十分反叛的艺术流派，如达达主义等。当然，这都是二十几级的事了。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人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候荒诞派、存在主义啥的还没有。卡夫卡的手法确实对后世的许多艺术创作影响甚大。甚至于二十世纪不少文艺批评大师还是喋喋不休的讨论卡夫卡，我的不完全回忆有德勒兹、特里·伊格尔顿、齐泽克等。
我印象里另外两个与卡夫卡气质，至少是作品气质有点相似的，一个是希区柯克。希区柯克的许多电影都显露出他那种神经质的气质。
另外一位也是犹太人，出生在俄国，画家夏加尔。大家欣赏一下他的作品，同时体会一下，卡夫卡，希区柯克，夏加尔共同的气质，善良的，神经质的，略显忧郁的，看起来阴暗实际上不病态的。
我们可以用一长串的头衔来概括这枚影子的特质：犹太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伟大导师。“卡夫卡学”创始人之一。布洛德是卡夫卡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作为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一系列文献，并且发表了众多重要的对于卡夫卡进行阐释的文献。
他定义了我们对于卡夫卡的发现，挖掘和视域。正因为这位遗嘱执行的背叛者所作出一系列巨大而卓越的贡献，我们才得以看到这样的卡夫卡。
在这一篇并不出彩的小说中，布洛德描写了他亲密的朋友——一位名叫圣伽尔塔的圣徒。这位圣徒在文中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主人公布洛德仅仅就爱情的问题向圣徒讨教经验，而圣徒却因为对于爱情一无所知而爱莫能助。
卡夫卡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出现在了这部作品当中，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卡夫卡在布洛德的作品中被还原了多少，我们所要关心的是：
“伽尔塔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圣人，一个真正的圣人。”“他的优势之一就是一贯保持独立，自由，面对着世上所有的神话，他能做到如此神圣的通情达理，尽管从本质上他与它们是唇齿相依的。”“他要的是绝对的纯洁，他不可能要别的什么东西。”
还有：“所有的宗教创立者都很自信；然而却有一个：老子————谁知道他是否就是他们之中最最真诚的呢————返归到它自身运动的阴影之中。伽尔塔无疑也是那样。”
伽尔塔被描写成某个写作的人。诺维（布洛德）“同意成为伽尔塔有关自己作品的遗嘱的执行人。伽尔塔曾经求过他，他求他在某种奇特的条件下把他们全都毁了”。诺维“猜到了这一最终意愿的理由。伽尔塔没能宣告一种新的宗教的建立，他想生活与他的信仰之中。他苛求自己付出最大的努力，既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他的文稿(可怜的梯级，它本应该帮助他登上顶峰）对于他来说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但是，诺维—布洛德不想服从他朋友的意愿，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是在实验状态下，伽尔塔的遗稿也使在黑暗中彷徨的人们，预感到他们争先趋之若鹜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善。”
你从这里能读到圣伽尔塔是一个怎样的人吗，甚至进一步地说，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位致力于创立一种宗教的圣人，时刻沉湎于苦难和救赎之中吗？
“伽尔塔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圣人，一个真正的圣人。”但是，一个圣人可以去逛妓院吗？布洛德在出版卡夫卡的日记时曾经对它加以删节，；他不仅删除了有关妓女的暗示，而且还去掉了一切涉及到性的东西。卡夫卡学始终对作者的性功能表示怀疑，而且热衷于就他受无能的折磨高谈阔论。
因此，长期以来，卡夫卡成为了神经功能症患者，体质虚弱者，厌食者的主保圣人，成了性格扭曲者，可笑的女才子，歇斯底里的主保圣人。
“我在妓院门口走过就像在一个心爱的女子的家门口走过。”（1910年卡夫卡日记的句子，被布洛德所删）
每一位窥探卡夫卡人格的同学是否反思到，窥探的基础本身就建立在一种奇妙的虚假之上。而这种虚假，并不比布洛德的做法高明多少。
。在这篇文章中昆德拉为“卡夫卡学”做出了一个精要的概括，希望可以对诸位进行一些视角的反思：
景中来考察，而几乎仅仅是放在传记式的围观背景中。传记就是理解作品意义的金钥匙。最糟的：作品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了解传记的一把钥匙。
。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圣徒传记：有宗教的；世俗的：卡夫卡，他孤独的牺牲；有的：卡夫卡：经常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并且十分关注1917年的革命。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牺牲行为：卡夫卡的原意是让人毁掉他的作品。
或者作为“宗教思想家”，或者往左赶，作为艺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它孜孜不倦地考察者卡夫卡与克尔凯郭尔，与尼采，与神学家们的关系，但是
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它不分析作品的价值：它不分析作品的价值：作品揭示出的直至那时仍然陌生的生存的种种面貌，给艺术的进展带来影响的作品的美学创新，等等，）
卡夫卡学是一种阐释。作为那样的一种研究法，它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恐怕只能找到一些寓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
引述第一部分的问题是为了讨论对文本的一种基于心理学的揣度，无疑对于我们了解“卡夫卡”的帮助不大。
诉诸于还原作者意图的做法困难重重，某种刻意的陷入“卡夫卡学”式的解读方式反而成为了解读者自我的狂欢。
这种研究方法在研究路径走向了走向了“感受谬误”（将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混为一谈），而在研究归宿上走向了“意图谬误”（基于主观感受的扭曲）。
基于一种心理学的揣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格的病人，却不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作者。作者在文字中展现的往往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的美好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些坚实而不易摧毁的核心，慰藉枯燥的灵魂与沉重的时刻。这种慰藉，不是欺骗式的，而是真诚地告诉你一些什么。这种
这个卡夫卡不再是指代的是一位确凿无疑的作者，而是一系列归类于“卡夫卡”名下的作品的总体观感。
而我赞成昆德拉的提倡：对于卡夫卡的理解依然要返回到文学和美学的范畴中去，否则作品研究就成为了一种心理分析和意识形态讲稿。
布鲁姆曾经说，如果为博尔赫斯挑选一个核心意象，就是迷宫。而这个核心意象也适合卡夫卡。正像@小表妹的答案中所说的，请允许我引用并推荐这篇她的答案：
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像走迷宫一样，混乱慌张，看哪里都觉得是出路，结果看到头，完全不是出口。这个迷宫是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组合而成的。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解读了卡夫卡的作品，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对于卡夫卡和他的作品，我们所有的解读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解。
卡夫卡想毁掉其作品，可能是因为他认为那必会倍增众人的误解。（《从卡夫卡到卡夫卡》 p113）
但是布朗肖在这里并不是停留于误解的层面止步不前，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么这篇文学评论就会停在第一句话的句号之上。卡夫卡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
这回应了布朗肖整本论文集对于“何谓文学这一问题的讨论：“关于“何谓文学“的这个个疑问，只能从无意义的响应中才能有所斩获。”
当我们谈论卡夫卡的时候，依然避免不了他的犹太身份。因为这一族群的身份认同切实地影响了他的写作，而同时某种与我们近似的命运才在这一特殊传统中展开而来。
而卡夫卡与他的直系先辈克尔凯郭尔相反，他学会的是，对亚伯拉罕式先知的弃绝。克尔凯郭尔曾经在非此即彼中指出，亚伯拉罕杀子，弃绝了他未来生活的可能与希望，通过某种悖谬的境地实现了对于自身的超越，获得了自身的拯救。而卡夫卡本人却在自己的书信中慨叹，亚伯拉罕对于这一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表现得那么清晰，“这可逝的世界对于亚伯拉罕的展望来说是不够的，因此他决定带着他进入永恒。不知是城门出口还是入口太窄，反正他那运家具的车过不去。”（《卡夫卡全集 第五卷 》 p78在卡夫卡眼中，道成肉身不过是一种信念的狂妄，亚伯拉罕始终沉沦在俗务当中，并未实现牺牲。
卡夫卡的作品中塑造的不是某种具有圣人气质的先知，而是某些濒临破碎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残缺”，并不是某种在黑暗环境中扭曲变形的人格，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冷酷逻辑。正因为这种逻辑习以为常，才凸显出了某种荒谬的意味。布鲁姆所以在评点卡夫卡的作品时就指出：“（《乡村医生》）从感情上没有任何可信度。”
人性，或者说理性不构成世界的因果链中的任意一环，而仅仅是某种行为的表征。这种绝妙的反差是一种含着苦笑的反讽。
名篇《变形记》就为我们提供着典范：格里高尔从一种不自觉直到意识到了对于温情的渴望，但是，却只能在动物的躯体内保持着他残存的贪念，直到死去。而他的父母和妹妹，却为他的死亡感到庆幸。是谁蓄意谋杀了这个人呢？他的命运又在哪里注定呢？
这种折磨不是炼狱深处熊熊的火焰，而是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鞋中没有倒出的小石子：它没有划伤脚掌，却让人心神俱疲。
因为一切都不是注定，充满了偶然。宿命论者是幸福的，他们可以获得一种得偿所愿的安慰。当本雅明谈论到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时，他引申尼采的格言：“如果一个人有一种性格，他的命运便在本质上说是恒定不变的。”你处在一种惶恐之中，因为没有什么是被许诺的。你不知道在何时何日一觉醒来，就会成为一只四脚朝天的甲虫。（《变形记》）你期待自己可以拯救别人，却不能自救。你只是一个赤条条离去的年迈医生，没有人愿意帮助你，而你也会失去遮羞的伪装。（《乡村医生》）
寓言不能归类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但是对于卡夫卡的研究确实认为他刻画出了某种心理的幽微。这不是弱者的哀嚎，是凡人之间互相的告慰。现代式的悲剧压迫人的，不再是不可更替的命运，而是不可理解的生活和心安理得的状态。
这是加缪在解读卡夫卡的文本时着力强调的，有关悲剧的某种诡异的双重性：“仅仅提示一下这个不寻常的命运也不致于那么吓人，因为它毕竟是个未必会有的命运。一当它在社会、国家和亲昵经验的日常范围内作为必然性呈现在我们面前，惊恐就有其根据了。使人们颤慄地说出“这决不可能”的反对理由，同时也包含着绝望的确信，“这”实在是可能的。 ”（加缪《弗兰茨 卡夫卡作品中的荒诞与希望》）
布鲁姆在分析乡村医生这部作品的时候，规避了卡夫卡的犹太传统与我们的隔阂，而着力强调了《乡村医生》对于现代读者的意义，请允许我节选部分作为补充：
“乡村医生的结局和卡夫卡的其他主人公————煤桶骑士，猎人格拉古，尤其是土地测量员k等的结局一样————非生非死；既非进行有目的的真正行动，也非处于停滞状态。期望————他们的和我们的————被事实的世界所阻碍。”（这段话分析的就是一个个体的生存状态）
“乡村医生的命运中奇怪地缺乏关爱，整个故事中确实没有关爱。只要读者设身想象一下医生的遭遇，就会从头至尾的感受到某种压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可爱可怜的人物，所有人物至少是无一例外地令人不悦。
作为一种思想形式，乡村医生的困境与我们所处的困境相差无几，但我们不可能对他抱有太多的关爱情谊。他的遭遇既离奇又无法逃避。这可能也确实有事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没有人会分担我们的悲情，正如我们也不能和别人感受同一样。故事的随意性开端————对夜间不想铃声的回应————以一种永久现在时的叙事引出了一系列注定要发生的事，这一切都无法补救。
上帝是某种智慧的化身，在布洛德看来，启示依然是某个必然要来临的终焉。然而卡夫卡本人却没有遵从这个思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述的，对于亚伯拉罕的拒绝意味着对于犹太教传统的悖离，尽管这并不代表，他彻底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卡夫卡本人的作品，却时时反映出了某种上帝缺位的焦虑。
沃格林将现代性断定为某种诺斯替的变种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上帝与人的隔绝，确实作为一种体验被离经叛道之辈呐喊了出来。我们并不涉及“古今之争”，却仍然不得不，谈论知识与上帝的关系。这点还是从本雅明的批评来进行分享，为卡夫卡的解决思路提供背景知识，而非心理动因：
的力量。布朗肖在卡夫卡的阅读的文本中指出了这一改变的关键：“所有卡夫卡的作品。皆是从否定作用而来的一种肯定研究，这种肯定，从它形成到溃散，都装死黄亚麻，并且因此，导致肯定的撤销，而再次变回可能的肯定。”
或许，正如本雅明所言，卡夫卡的美正是在于一种失败所带来的审美的意味：“”这种经典式的体验。但是这又如何呢？
绝望所带来的，终将逼迫人们行进。这是我朝荒谬大笑的原因。某种现时的英雄主义被激活，它意味着忍耐，意味着现在：“
他的文字里既无史诗般的胸襟，也无高度的作家自信和时代责任感。他的文字是私人的、情绪化的，他似乎不指望自己的文字去启迪或者救济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在我的想象里，他是一个行迹隐秘而经常为自卑所困的男人。他以消磨自己的态度来写作，然后把自己的作品吃下去。像一只安静反咀的骆驼。
卡夫卡中学时就立志成为作家，写作是他生命和生活的中心。在写作面前， 婚姻退而求其次。他曾在信中问未婚妻菲莉斯，“你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婚姻，丈夫大约2：30或3点从办公室回来，然后吃饭、上床睡觉，睡到晚上7点或8点，迅速而随便吃点东西，散步一小时，随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凌晨1点或2点。对此，你真的会容忍吗？”卡夫卡数次订婚又取消，与这有一定关系。他为写作牺牲了许多，但结果呢？他1924年死于肺结核病，生前只发表了零星文章，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反应平平。他生病的最后几年，维也纳医院一名教授说，“一个叫韦弗尔的人写信给我，要我照顾一个叫卡夫卡的人。卡夫卡是谁，我知道，他是12号病房的病人。”在外人眼里，卡夫卡不是作家，而仅仅只是某个病房的病号。直至二战，人们发现卡夫卡简直是个预言家。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怖世界中，K的命运成了欧洲人的共同命运，于是，欧美出现了卡夫卡热。50年代初，《审判》一书是当时最时髦的圣诞礼物。稍后，卡夫卡全集的出版，让他获得托马斯·曼、纪德、萨特、加缪等大神的一致公认。生前无人知，死后盛名在外——真正的在外，肉体已经消失的卡夫卡无法感知了。你说，他有没有过“在夕阳照面之时，坐在淡白色的床单上哭”这种时刻？我想一定会有。他生前如此敏感和渴望独立，认可自己的才华，一定也希望得到世人的认可。所以，这样讲，卡夫卡是没有成功的。但是，晚年的卡夫卡似乎也没有为自己感到悲哀，除了受疾病困扰外。因为他遇到了珍爱他的伴侣朵拉·笛芒。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同朵拉一起生活。《卡夫卡传》里有两个细节让我很感动：
他说过，“这里全面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假如有这么一个理解我的人，比如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获得支持，获得上帝。”活着的卡夫卡没有得到世人的肯定，但起码他是朵拉心目中的男神。
精神中国人或者东方主义者。这里的精神应该这样理解，是中国作为象征支撑了他的精神。在那个年代做一个精神中国人，可不像今天这样，能获得很多后殖民主义式的好处。
卡夫卡曾经将袁枚的一首诗抄录下来，送给女友菲莉斯，并且反复引用这首诗。他阅读的是海尔曼翻译的《中国抒情诗集》。他还阅读过德语节译的《聊斋志异》。还将《中国民间故事集》送给了自己的妹妹。卡夫卡的很多小说，比如《万里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一道圣旨》《中国人来访》等都与中国有关。
而当时的时代背景却是很有意思，正是黄祸论流行的时期。中国移民到海外抢了很多白人的工作。在甲午中日之战、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这三大事件之后，黄祸论达到了顶峰，因为人们感到这种威胁是很“现实”的。不过德国并没有类似于美国那样大量遭受中国移民“威胁”的现实。
中国男人在欧洲社会最主要的刻板印象是缺乏“男性气质”，并且通过当时一些畅销的冒险小说，还获得了“狡猾”“残忍”等刻板印象。在1900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义和团运动时，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的一些段落：“你们如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这可以说是德国皇帝用演讲将黄祸的刻板印象语言化了。这个演讲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还利用这个演讲加强德国人“野蛮”的刻板印象。
而奥地利批评家卡尔克劳斯却刻画了一种完全相反的中国人形象，他在《万里长城》这篇文章里指出，黄祸其实是西方早就变成“变成女人的男人”对“超男人”的中国男人的性方面的恐惧。他以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依据，将中国男人刻画为“尼采式的性方面的强者”。克劳斯依据某个“无名的中国学者”的报告，说“中国男人们对男女抱有一样的欲望”，并认为这才是健康的，并优于西方。
卡夫卡大学的老师之一厄棱费尔从某种程度上也对黄祸论进行批判，他的理论有点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以一种并非纵欲的形式引进东方的一夫多妻制，来挽救生育率低下的欧洲。他的思想可以被理解为试图在欧洲建立“中国社会”的理论。这是卡夫卡最尊敬的教授之一。
卡夫卡极高的文学地位以及他痛苦的短暂人生，使得他具有代表性和中心性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声音最能证明我们时代的黑暗。卡夫卡在1914年写道，“我发现字母K令人生厌，几乎让人恶心，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母肯定是我的特征”。在人类情感和知觉的字母表中，字母K现在属于了一个人，不可更改。
。他在好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包括布劳德（Marx Brod）、韦尔弗（Franz Werfel）、魏尔希（Felix Weltsch）和雅努赫（Gustav Janouch）。卡夫卡隐蔽费解的反讽，犀利单纯的叙述和风格，像被施加了魔力。但一般来说，德语中的“kavka”不过是指一个饶舌的人而已。差不多二十年后，也就是，如果卡夫卡活着、接近60岁的时候，奥登写道：
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位最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就像但丁、莎士比亚或歌德代表他们的时代，那么，卡夫卡是人们最先想到的名字。
克洛岱尔认识到卡夫卡坚定的信仰和惊人的作品，“除了莱辛，我认为还有一位最伟大的作家，那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生前只发表了六部短篇和一些断片，但围绕他已经出现了浩繁的文献。赫梅勒（Rudolf Hemmerle）的《卡夫卡：文献目录》（Franz Kafka：Eine Bibliographie，慕尼黑，1958）包含了大约1300篇评论和注疏。其他文献包括：《今日的卡夫卡》（Franz Kafka Today，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59）里列出了一串有价值的“传记和评论”清单；贾韦（Harry Jarv）的《卡夫卡的文学》（Die Kafka-Literatur）；普立兹（Heinz Politzer）的《卡夫卡：寓言与悖论》（Franz Kafka：Parable and Paradox）罗列的最新文章和研究。《卡夫卡的文学》书目列表长达400页，表明几乎所有主要的语言或文学，从巴西到日本，都翻译和评论过卡夫卡的作品。苏联是个特别的例外。尼古拉索夫（Victor Nekrasov）是俄罗斯年轻一代作家中最成熟的声音之一，他从西欧返回苏联后宣称，最让他感到羞惭的，最能体现苏联偏狭的，是他此前居然没有听说过卡夫卡。卡夫卡的名字俨然成为进入文化殿堂的口令。
对于卡夫卡的一些早期崇拜者而言，这些嘈杂的批评之声有点讨厌。原本只是少数热情崇拜者的赏识与财富，现在由于名声大噪而四处张扬，他们非常抱怨。
莫希格（Walter Muschg）是一位不入世的大师，他在那篇语气傲慢的文章“卡夫卡的名望”（“The Fame of Franze Kafka”）中悲叹道，“即使是像卡夫卡这样孤独的诗人，在时间之墙上也难免扭曲成疯狂的影子。”布劳德背叛了朋友的遗嘱，出版了卡夫卡的三本小说遗作（其中两本显然没有完成）；自此，卡夫卡艺术的犹太神秘性和价值成为人们的共识。
对于记住卡夫卡奇异神秘之光的人而言，卡夫卡现在的形象被人夸大，但却模糊。光荣与暗影携手而行。
我并不想让他们尴尬，于是最后就出了这些东西，事实上，它们不过是个人的素描或消遣。它们泄露了我个人的虚弱；这些文字印刷出来，甚至拿去出售，是因为布劳德为首的朋友们决定把它们当文学，是因为我的决心还不够大，销毁我孤独的这些见证。>
但是，卡夫卡立刻就以其独有的方式对他的意思进行颠覆和限制，“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也是夸大其词。”
今天，我们不能再装作卡夫卡的重要性似乎就在于他早期的几个短篇和一些表现主义小说的断片。《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以及1931年出版的故事集，已经将认知和身份的主要形态赋予给了现代想象力。借用卡夫卡的一则寓言故事来说，我们必须相信，批评的万里长城并不能禁锢小说，信使总会穿过批评的重重闸门而至。先前的隐私，起初拥有的感觉，不可复得。我们也不能模糊这个关键事实：卡夫卡投下如此庞大的影子，成为如此密集的批评产业的批评对象，正因为，或者只因为，他的意义迷宫用隐秘、困难的出口连接着现代感受力的大道，连接着我们最急迫、最关切的东西。否认卡夫卡迷宫的深切个体性是荒谬的，正是神奇地处于中心，卡夫卡的迷宫会迫使我们尝试进入之道，尝试采取不同的眼光。这就是奥登的观点。但丁或歌德作品里的普遍真理和古典形式与卡夫卡隐秘独特的方式形成了差异，从中折射出时代的一般趋势。我们在充满沉默、绝望、悖论的符号中，听到了话语的回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的是，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他慢慢地将现实从焦点移开，从而产生出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幻象——大都来源于对局部历史环境带有反讽性的精确观察。在卡夫卡梦魇般精确的场景之后，是布拉格和衰落的奥匈帝国的地貌。布拉格承继了犹太神秘色彩和占星活动，它由阴影和尖塔构成的简洁画面，与卡夫卡的寓言和小说中的地貌密不可分。卡夫卡对所及范围内的象征资源有敏锐的感觉，在1916-1917年之间的冬天，他住在茨拉塔尤里卡，也就是皇帝的炼金术师们居住的黄金巷，不必否认，哈拉德卡尼山上的城堡与小说中的城堡关系密切。卡夫卡的幻象有着坚实的地域之根。
。他激进的希望观是忧郁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进步伐的背后，他看见暴君和蛊惑民心之徒的必然利益。但是，卡夫卡的法律训练，他对工业事故和赔偿的职业关注，给了他一双锐利的眼睛，洞察阶级关系和经济现实。《审判》的故事核心描绘了一个心狠手辣但终究无能为力的官僚阶层。这部小说是关于官僚作风的恶毒神话，有着狄更斯《荒凉山庄》（Bleak House）的影子。《城堡》不只是对奥匈帝国官僚封建主义的辛辣寓言，而这种讽刺是含蓄的。正如普立兹表明，工业机器是毁灭性的抽象邪恶力量，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卡夫卡，最终在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中得到可怕的呈现。卡夫卡不仅继承了狄更斯扭曲意象的大师手法，而且遗传了狄更斯对来自官僚机构和工业生产线的隐秘暴力的愤怒。
但是，卡夫卡真正的政治性，他从现实走向超现实的过程，隐藏得更深。诚然，他就是个预言家。现代批评语言中充满了戒备和世俗的推定，难以充分理解他。但关键是，卡夫卡拥有可怕的预言能力，他看到恐怖逐渐生成的每个细节。《审判》揭示了恐怖状态的经典模式。它预言了诡秘的施虐行为，预言了极权主义悄悄塞进私生活和性生活的歇斯底里，预言了缺乏个性的杀手的无聊空虚。自从卡夫卡写作以来，夜半敲门声在无数的门前发生，太多的人被拖出去，“像狗一样”死去。尼采和海德格尔只看到西方人文主义灾难像地平线上捉摸不定的乌云，卡夫卡则预言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灾难的具体形态。
卡夫卡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得到启示，把人描绘成为受折磨的害虫。萨姆沙的变形记（初次听说这个故事的人认为只是一场噩梦）将是上百万人的真实命运。选用德语中“害虫”（Ungeziefer）一词，是卡夫卡悲剧性灵光的乍现。
卡夫卡的梦魇幻象很有可能来自个人伤害和精神错乱。但这并不能减弱其神秘的关联性，削弱赋予伟大的艺术家拥有超越现实边缘、使黑暗可见的触角的证据。所有的幻象都成了具体的现实。卡夫卡的至亲死于毒气室，他的情人米莲娜和格蕾特小姐（她可能怀有卡夫卡的孩子）死在集中营。孕育了卡夫卡天才的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世界化成了灰烬。
卡夫卡一点也不逊色于《圣经》中抱怨肩负启示重任的先知。萦绕着卡夫卡的是非人道的特别暗示。他注意到人类身上兽性的复活。随着毁灭的暗影日渐迫近，旧城市的秩序之墙上的不祥之气更浓。他曾经神秘地对雅努赫说：“萨德侯爵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靠山。”
这篇故事的真正主角是那台“特殊的机器”，尽管它变成了废物，但它继续有生命，不可征服（unconquered），不能征服（unconquerable）。卡夫卡发现，一直萦绕着它的恐怖幻象无止无休。
或者，正如卡夫卡在1920年写下的一条格言中说，“有些人指着太阳的存在否认痛苦，而他指着痛苦的存在否认太阳。”
不可能不写作， 不可能用德语写作，不可能换种方式写作。几乎还可以再加一种不可能：不可能写作。
第四种不可能证明是最大的诱惑。普立兹恰如其分地分析了卡夫卡与遗作所玩的复杂游戏。“这些东西无一例外都要烧毁，我恳求你尽快烧毁。”卡夫卡要求道。“那我此时此刻就告诉你，我是不会实现你的意愿。”布劳德回答说。卡夫卡仍然指定布劳德作为遗嘱的执行人，但他一再请求，除了少数发表的作品之外，其余的东西都要销毁。甚至那些发表的作品，也没有逃过他含糊的诅咒：
普立兹认为，卡夫卡对形式和文体的完美理想非常严格，不允许任何妥协。没有完成的小说和故事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必须销毁。但同时，对于卡夫卡来说，写作行为一直是他唯一的出路，逃避折磨他个人生活的枯燥与封闭。他在无解的悖论中追寻“超越语词的自由，脱离语词的自由”，卡夫卡写道，“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在对《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卡夫卡最隐晦的寓言故事之一）最有启发但又引起争议的解读中，普立兹揭示出卡夫卡对艺术家必要的沉默态度暧昧。故事中叙述者的声音很不确定：“迷住我们的是她的歌声，还是围绕着她脆弱细小声音的庄严沉寂？”
但是，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卡夫卡深知克尔凯郭尔的警告：“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他看到非人道时代的来临，而且勾出了它难以忍受的轮廓，但是，沉默的引诱——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实情况下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这并不只是卡夫卡的担心。担心“逻各斯”被腐蚀，担心文字精神的流失，这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多斯勋爵的信》（Letter of Lord Chandos）里和克劳斯激昂的文字中强烈可见。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赫尔曼布洛赫的《维吉尔之死》（该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卡夫卡困境的注解）里都弥漫着沉默的影响。
在卡夫卡身上，沉默的问题用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来。正是这点才使他在现代文学中居于典范地位。诗人应该沉默吗？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像甲虫或耗子一样，吹出或挤出他们的痛苦之声，万物中最为人道的人文话语，还可能存在吗？卡夫卡知道，太初有“言”；他问我们：结局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与卡夫卡的犹太主义有关系。批评家和传记作家已经探讨了他犹太性的诸多方面。我们不必多说卡夫卡从犹太教中诺斯替派和哈西德派的传统中得到的恩泽，不必多说卡夫卡对犹太复国主义断断续续的兴趣，不必多说卡夫卡对情感统一的东方犹太群体的难安乡愁，正是这种乡愁，他才对雅努赫说：
普立兹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前奏。尽管它对卡夫卡风格来源这个棘手问题的处理有些单薄（他只提到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一次），但在展现卡夫卡的严谨技艺和技巧方法等方面，他的研究超越了前人。只要认真阅读过卡夫卡，就不会忽视作者对小说布局的安排，他写作的连续步骤以及他作品的习惯。这种巧妙耐心的研究，公正地展现了卡夫卡作品的卓越。
但是，普立兹的判断缺乏批评和哲学的一致性，也没有直达问题的核心。卡夫卡的语言环境恶劣。在布拉格，说德语的犹太少数族裔有种独特的孤立感和迷宫般的复杂心态。卡夫卡的德语在捷克人听来简直是刺耳的噪音。他经常感到一种负罪感，因为他没有用自己的才华复兴捷克文学和民族意识；在结识米莲娜之后，他的负罪感变得尤其尖锐。与此同时，他的犹太性与日益高扬的德国民族主义发生了冲突。卡夫卡挖苦说，从德国来到布拉格的学生和商人说得德语与他的德语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语言必然是“敌人的语言”。犹太中产阶级放弃捷克语言和德语，希望以此强调他们的解放，强调他们在欧洲的自由价值体系中的伙伴关系。卡夫卡意识到，这注定是虚妄。
在地方性的情境之外，还有更普遍的关键问题。欧洲犹太人很晚才进入世俗文学，进入“真实的谎言”——诗歌和小说的范畴。犹太人在处处都发现与自己不同的语言，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现实和观念习惯。这些语言，如同权利和声望的高位，都属于斯拉夫或拉丁基督教的遗产。
放弃了希伯来语，通过犹太-德语的途径进入欧洲世俗语言的运用，东方犹太人的情感不得不穿上压迫者的外衣戴上压迫者的手套。语言整合了远古情感的反射和扭曲，整合了超越个体回忆的行为记忆，整合了集体经历的轮廓，如同天地轮廓一样微妙精确，在这片天地中，一种文明得以成熟。一个外人可以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就像骑马的人可以掌握上马的动作，但他很难达到本地人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作。勋伯格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句法，不受外来语和前人用法破坏的语言习惯。
浪漫主义时期和20世纪的犹太作家没有那么激进。他们致力于将他们的传统智慧和他们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借用的语言焊接。
犹太作家和德语的关系尤其紧张，问题繁多，似乎包含了后来灾难的预兆。正如阿多诺提到海涅时说，
海涅从日常话语中挪用的流畅和清晰，恰恰与一门语言中本地人的“家园感”格格不入。只有在一门语言中没有真正家园感的人，才把那样的话语当工具使用。
昨天，我突然觉得，我一直没有爱我的妈妈，像她应该得到的爱那样，像我应该能爱的那样，这只是因为德语在拖我的后腿。
犹太人的妈妈不是德语中的“Mutter”，称她为“Mutter”显得有点可笑。……对于犹太人来说，“Mutter”是个特别的德语词汇，它无意间同时暗指了“基督的辉煌”和“基督的冷漠”，因此，一位被称为“Mutter”的犹太妇女不但好笑而且奇怪……我相信，正是对犹太贫民区的记忆才使犹太家庭得以维系。同样，德语中的“Vater”也和犹太语中的“爸爸”不能对等。
我们可以把卡夫卡的最后一则故事《地洞》当成异化的寓言，视作卡夫卡在自己的语言中无处安身的寓言。无论他多么努力地躲在纯属私密的写作中寻求保护，这个惶恐的语词建构者知道，墙上有一道裂痕，“外部世界”伺机猛扑进来。待在德语中的卡夫卡就像待在旅店中的旅人——这是他最主要的意象。这座语词的房间并不是他真正的房间。这正是他独特的风格之后，他荒诞、赤裸、简洁的写作之后，具有构形的冲动力量。
卡夫卡把德语蜕变为直接表达意义的光骨头，尽可能丢弃包裹着意义的历史、地域或隐喻的共鸣语境。从语言的基金中，从积累的语词弦外之音的存款中，他只提取完全用于个人目的的钱财。他将双关语放到战略的高度，因为双关语与隐喻不同，只在内心共鸣，只与语言自身的偶然结构共鸣。
《在流放地》和《饥饿艺术家》中的语言有着神奇的半透明性，似乎先前德语历史和文学的丰富色彩已被抹去。卡夫卡像斯宾诺莎打磨镜片一样打磨他的语词，一束精确的光线穿透语词而丝毫无损。但在他的氛围中总有一丝单薄和凉意。事实上，卡夫卡也许被看作是对可能存在犹太天才的警告：只有在希伯来语中，而不是在其他借来的语言中，犹太文学才能生根。
卡夫卡极高的文学地位以及他痛苦的短暂人生，使得他具有代表性和中心性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声音最能证明我们时代的黑暗。卡夫卡在1914年写道，“我发现字母K令人生厌，几乎让人恶心，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这个字母肯定是我的特征”。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美国当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斯坦纳生于巴黎，从小接受极为严格的语言和古典文学的训练。1940年随父母迁入美国，曾在芝加哥、牛津等大学深造，1955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斯坦纳在哲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如果你喜欢诗歌、文学和艺术，欢迎下载飞地APP或关注【飞地APP】公众号。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有趣文艺好料。感谢阅读！
我们很难用“评价”这个词来评论卡夫卡，有些作家是让人弯下膝盖来膜拜的，诸如李杜的有些诗作，福克纳的《暄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还有卡夫卡的三部长篇，这些作品的美学创造思想底蕴都是尽善尽美的，有些作家带有哲人气质，他的文本像一首变幻莫测的协奏曲，但主题在创造之前已经定调了，这时写作就像谱曲一样，透着严谨的格式，但整个作品的美学范畴都统摄在作家的思维中，他已经像排兵布阵一样，将那种苍凉的气氛，饱含哲理的段落，梦幻的抒情，已经预定好了，这类作家属于哲人型作家，它的具体表征就是擅长引经据典，作品的整个文本都被一个底座托着，而这个底座作家已经了然于心，这种哲人型的作家，中国人不大待见。
中欧作家都深受德语文化的薰陶，穆齐尔和昆德拉在大学中读的就是哲学专业，而文本的思想性一向被中国作家轻视。让我们换个视角来谈一谈德语作家卡夫卡他的写作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呢？昆德拉的写作方式就像谱曲一样，在作品的第三章我们已经知道主角的归宿，文本已经消解了叙事的张力，我们得到的是一种淡淡的苍凉。而卡夫卡在叙事上不玩这些花哨的东西，他秉持的还是大道若拙的写法，我们不谈它的美学模式，就谈他写作的手法，他不玩昆德拉的散点叙事，也不学博尔赫斯愚弄读者的叙事陷井，更不用福克纳晦涩的意识流，但它整个文本呈现的效果却是极为陌异凌厉的，中国的阎连科就说过这种美学创新，文本完全是“零因果”蔓延增殖的产物，它的逻辑谨严氛围诡异，都被此统摄。
之后的马奎斯将卡夫卡的“零因果”置换成“半因果”，写成了《百年孤独》;昆德拉将卡夫卡的梦幻叙事兑了水与心理现实主义掺杂在一起，要么单立一章要么与正常叙事混在一起，构筑那种独特的美学意蕴;而《局外人》那种冷淡氛围一看就受过卡夫卡的影响;像《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美学，博尔赫斯短篇文集都深受他的影响，批判现实主义走到尽头，陀托二翁从纵深广度两条经纬树立了不可超越的典范，卡夫卡将那堵墙打破了，之后的作家只要将卡夫卡的美学创新偷师学来掺点水分就能成为独挡一面的文学巨匠，W.H奥登就曾说过:“提到谁与我们时代的关系能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卡夫卡。”
如果昆德拉的文本给人感觉像在河边思考，那么卡夫卡的小说就像一个人扎个猛子在河中潜水，予人一种窒息的感受。昆德拉的小说思维是第一性的，文本中蔓延的都是一些疑惑和思考，透过顺时针和逆时针的两种叙事(前者按照正常的叙事手法;后者将不同时空叠加起来，酝酿那种苍凉的气氛)，再用协奏曲的方式来编排小说(快板急板慢板，交响曲一样)，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来表明各自的困惑和疑问(直到最后一章，两人和解了，才没有分开叙事);再通过不胜枚举的引经据典来增加文本的厚度(引用尼采，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卡夫卡，索福克勒斯，《圣经》……)，而他的创作，灵感从属于思维，像特蕾莎被人绑上绷带从草坪漫步的那一章写得极为动人，它是迸溅的灵感的火花，被作家规规矩矩的放在该有的位置，而且只有短短几章。卡夫卡的作品梦幻与现实完全是水乳交融的，那些不厌繁冗的技术手法被卡夫卡用极为崭新的美学构思，极为简朴的叙述技巧，完全超越了。
像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福楼拜都是作家这个大的谱系中其艺术倾向极为明显的作家，而陀翁巴尔扎克都带有道德的自省，这种作家有的带有明显的宗教意识，而二者兼具的作家，我们知道的有托尔斯泰还有卡夫卡。当卡夫卡一夜写完《判决》，凌晨便冲进妹妹的卧室向妹妹朗诵这个短篇小说，后来他说写完这个短篇，他有一种的快感。他的创作运用了更深层次的潜意识，将整个身心猛扎进去来创作，用他的话说，创作就像被刀扎的鲜血淋漓。其他作家是否到达这个境界我是心存疑虑的。昆德拉说过小说是道德悬置的区域，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用捷克女人一身风骚来引诱俄国士兵来否定苏联的野蛮入侵，在这儿，前者是道德的正极,后者是负极,昆德拉用前者解构了后者，而在后一章，从雨伞的遭遇战中，道德的正极又被昆德拉摒弃了，在这儿否定者被否定了，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看出昆德拉带有明显的斯多葛主义，用贬义来说就是带有一些犬儒色彩，读完他的小说，觉得他像古希腊隐居山谷的赫拉克利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人者。
那种不惹尘埃，居高临下的哲人风范，卡夫卡不染分毫，他是一个甚至将昆虫的尊严都视为大事的作家，小职员，小动物，小背景，是卡夫卡小说中的不变底色，而这些“小”又印证了卡夫卡的博大胸怀。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那些尖刻傲兀的高级知识分子，极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颇为欠缺的。福克纳可以为金钱写下《圣殿》，而卡夫卡刚开始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就将事业和理想分为两端，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有短板，像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去吧，摩西》在我看来都是掺了水分的，而昆德拉的有些作品，例如《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就像张爱玲和水晶议论钱钟书的《围城》，过于Cute,作品失去了该有的品相，有些油腻和浮夸。而卡夫卡的小说我是挑不出毛病的。综上所述，卡夫卡是一位现象级的作家，这类大师在人类历史上不过寥寥几位而已。
卡夫卡，作为一个小说家，有他的技巧，但是并不好——业余水平罢了。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审判当中，ｋ和一个邻居有过暧昧。卡夫卡在这里用了明显的小说家技巧，斧凿痕迹有些严重，不过也是井井有条，一步一步。卡夫卡本来就不是一个通俗意义上的小说家，就其叙事能力而言，完全没有能力组织起哪怕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然而他仍然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根本地说，他的世界观当然有些扭曲，但也并非无法理解，是一个孤独的绝望的人，还有很多细节——类似的纠结，陀也有。这不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细节上抽离出的意象，这点没有相近的。后来的现代主义，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完全地都是在模仿卡夫卡，在叙事时加一些有些古怪的细节，马尔克斯的细节还是挺有趣的。纳博科夫在斩首之邀里更弱化的叙事，只剩下了光怪陆离的意象的组成——
然而，他们全都是斧凿的，尽管他们的叙事很流畅，但他们的细节是斧凿的。他们都是在模仿卡夫卡，卡夫卡就像传说哥，常常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点是我衷心之论，我知道很多评论家也这么说。我自己也写过卡夫卡式的意象，味道不对，有些勉强。卡夫卡的这些意象不完全是写出来的，他观察事物的视角就不同。比如他早期的“观察”的片段。有一篇乡村婚礼筹备，里面有个细节，一般人如果要写一个人抱着猫，就会写一个人抱着猫——因为这个细节一般没什么意义，一般作家都不会写。卡夫卡是这么写的：一个人两手平举，上面有只猫。这种观察的特点是，把一个人的行为机械化，物化，使他们都不具备生命体的特殊意义，于是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一派灰色的，无意义的灵肉了。还有卡夫卡这么写：眼睛美在哪里呢？美的是眼神么？我从未觉得眼睛美。这就有点像苏轼有首词，去问曲子是在指头上还是在琴上，这些过度的机械化的看待事物的方法，把事物的之间的关系和联结肢解开，变成了片段化的东西，所以人不是抱着猫，而是平的手臂上有一只猫；眼睛的美也变成了眼神和眼睛之间的区别。
这些仅仅是意象上的，而卡夫卡在片段上形成的感受又很不同。比如审判中的在法的大门前。一般的短篇小说，都是要诉说一个道理，比如卡尔维诺或者芥川龙之介，先有一个道理，然后只不过是用这个短篇小说去诉说自己对人生的洞见。卡夫卡不同，很难说在法的大门前有什么意义，其实在审判中，似乎是Ｋ也不知是牧师，试图去解释这个短篇究竟有什么意义，并且举出了十来种解释，最终越解释越不可索解，堕入了不了了之之中。可见，卡夫卡对人生的思索，本身就是晦涩和多义的——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理性，晦涩，多义，而且与社会价值观关系不大（因为孤单），如此就开辟了一个诗意的卡夫卡式的境界。尽管他叙事节奏和细节上的传统技法运用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是就是凭这种特殊的视角造就出的独特的诗意，让无数人去追随，也让我走上了自己业余写一些小说的道路。
《变形记》“雷打不动”的叙述风格随着马尔克斯在国内火热，就算没看过卡夫卡的小说，也有不少人有所耳闻。但要指出的是，在格雷高尔变成甲虫后到死亡的这段期间内，格雷高尔对于自身的变化也正如卡夫卡的笔调那样异常地平静，虽然格雷高尔会对这种变化而感到焦虑，这意味着他赶不上上班的火车，再也无力供养家人，和家人的沟通变得再无可能，但他自始自终竟都没有感到惊讶过。
卡夫卡这样处理并非他独特笔调的原因，因为无论是经理还是他的亲人，在发现格雷高尔变形后都显得十分震惊:他的经理吓得大叫一声，“手捂着张开的嘴巴，慢慢往后退，好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正在推他一样”；母亲“双手紧紧攥着，愣愣地看了父亲一眼”；他的父亲则以“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异化后的格雷高尔。
而格雷高尔呢？格雷高尔在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后，最先考虑的是迟到的问题，是起床去上班的问题，是怎么向经理解释的问题。他压根就没想过自己的变形会对周围的人带来多么大的震撼，反而是很主动地去打开房门“迎接”等待着他的人，甚至在周围人做出相当的反应后，格雷高尔还是执着于上班迟到这件事，他向经理解释，却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别人压根就听不懂。
也就是说，格雷高尔在整个过程中并非自我意识到与他人的相异之处，而是在周围人（社会和家庭）的拒绝中，才被动地将自己孤立起来。因此，变形后的甲壳虫并非格雷高尔的异化，这反而是他的真实形象；
这种甲壳虫的形象，是他隐藏这么久(帮父母还债，供妹妹上学的人格独立的缺失)之后的第一次内心流露。
格雷高尔在变形后就不被周围人理解，他可以听懂别人说的话，但他自己说了什么，却压根也不被听懂，因为他说的是“甲虫”的语言，亦即他的内心世界的语言。
这个世界要被理解是不可能的，卡夫卡有了这种绝对孤独的体验，所以才会痛苦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样的文字。
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反而遭到周围人的不理解，甚至嫌弃、厌恶，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正是卡夫卡要在文中表达的。
格雷高尔在变成甲虫后，他的习性喜好都改变，因为格雷高尔在彻底摒弃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同类人”形象，转而实现自我后，他的一切爱好也终将只会为自己的真实服务，而非为社会所认同的行为服务(可参考加缪的《局外人》)。但格雷高尔在变形后，也一直希望回到过去，回到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那么他为什么一直都只能以甲虫的形象存在，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变回一个普通的人呢？
其实格雷高尔的变形缘于内心流露的急切渴望，变形后的形象真实存在而不可回避，所以哪怕世人包括最亲爱的亲人也不能理解，被认为是丑陋的是甲虫，但这就是他啊，这才是真实的格雷高尔！我看到了阳光，再也不想回到黑暗的洞穴了，无所谓孤独，这是对于柏拉图的理论；
但在卡夫卡的世界里，与世人格格不入的变形不再是“想回到”这种意愿的问题，而已成为一种本能和习性。
就像卡夫卡后来写的那个饥饿艺术家，无论他同时又叫卡夫卡还是格雷高尔，这些人为了某样东西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这大概也称不上什么伟大了，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到适合胃口的食物”了。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关于父权，犹太的身份，已经现代社会的异己和疏离等解读，不算是误判，这不过是经典批评理论下的产物，用别的批评理论自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其次卡夫卡和乔伊斯普鲁斯特作为现代小说之父，每个人都为现代小说做着自己的贡献，乔伊斯写现在的时间，普鲁斯特写过去的时间，卡夫卡没有写时间只写了空间，构造了一个世界，这么看来起这个时间是前后延展空间上从完整到离析的现代小说的坐标轴已经完成，剩下就是作者们自己的发挥了。他的故事荒诞、诡异、莫名其妙。以致于需要创造一个“卡夫卡式”专业术语来表示。卡夫卡似乎格外注意一种荒诞和现实世界的完美结合，他的小说展示了小说的结构的巧妙，尤其是城堡，在叙述城堡机构时的庞杂和诡异，如同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和门后面永远是另一扇门的世界，如同一个迷宫，这和语法中的递归现象不谋而合。但其实阅读的小说越多，就越会发现小说和作者的关系也越疏离，人们总是习惯从作者出发去看作品，但其实作品本身具有自足性，只需要去作品内部寻找隐喻的答案。
然后不能把卡夫卡的小说和他的日记书信混为一谈，后者完全是私人写作，而卡夫卡在写小说时完全用第三人称，用上帝世界可以说是在玩弄他的人物，他无意这样对待自己，当然可以理解说他的荒诞世界是他潜意识的投射但是归根到底是已然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
在小说里我除了看到荒诞和恐怖，当然还有爱和智慧。他虽然说每一个困难都可以击败我，但他也说过对于乌鸦来说，天空就是他们的无能。
最后想说文学批评完全和批评的方法有关，如果是古典的批评理论，需要结合作者本身的历史，他的家庭背景，个人身份；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则是要从阶级分析，精神分析，要分享潜意识和无意识，阐释学反其道而行，讲究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现代的主义多立足文本自身，认为文本具有自足性，新批评和新历史主义又有反驳倾向，提倡回到传统那里。
米兰昆德拉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虽然言过其实，但个人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一个有思考深度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