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正史来看，乾隆皇帝的“微服私访”也就是六下江南的浩荡出巡。坊间传闻的康熙、乾隆两代皇帝微服私访都是不可能的。(注意:古代皇帝更多是对上访百姓产生心理上的戒备，就更不可能展开下访，明朝正德皇帝算一个特例)
首先，清代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清朝皇室十分注重构建严密的宫廷保护网和政治秩序，“微服私访”意味着绕开专属监察机构的监视百官职能，这必然是对统治秩序的破坏，也属于皇权的越级行为。
在古代中国，由于社会底层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痛恨官场上的腐朽暴虐，才会催生出“微服私访”来安抚民众的心理需求。(注意:“微服私访”并非代指皇帝的个人私访行为，更多是对官员私访行为的解释)
“回避”制度始创于西汉武帝年间，其目的加强地方控制，从而巩固中央集权，在宋代被细分成四大任官“回避”制度。
从微服私访的角度看，所谓“回避”制度，即是官员不能在出生地或籍贯省份，族群聚居地为官，并且风俗相近的地域也不能为官。
“回避”制度的好处便是不易造成官员偏袒亲属，防止裙带关系滋生，不易形成控制地方的士族势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及集权统治。
从个人理解来说，由于全国各地风俗不一，地域水系的差别造成数十种地域方言(并且一省有多个方言，少有官话)。唐朝时期，柳宗元担任永州刺史时。因为语言的不通，只能请当地乡绅作为翻译开展民意工作。
古代官员即使穿便服暗访，却没有地域口音。在城市乡村街头暗访会显得格格不入，也不符合当地居民的生活及其消费习惯。官员需要调查的真实信息，又过于涉及百姓及地方官员的利益网络。封建社会百姓的自我保守意识非常强，断然不会随便将真实信息反馈给暗访官员。
所以，“微服私访”下的真实信息得不到及时上报，而错误及干扰信息会增加暗访的难度，降低了官府的行政效率！
任职官员大多是由科举入仕途，官员上任后便会讲究为官之风气。(即从官员的身形仪态、为人做派，处事风格区别普通百姓，形成特殊的官僚气质)
清代官员分为九品之职位，品级越高，任职时期越长，实际上脱离了与百姓的暗访距离。试想，如果以此类官员“微服私访”，岂不是宣扬官府上街访问的事实，从而导致“微服私访”并不具备隐蔽效力。
事实上，即使部分清廉官员乔装上街暗访，也会被乡绅营造的假象蒙蔽。查访官员有可能刚出衙门，就被受坊人明确行踪，从而对暗访官员展开接待工作。
其实，暗访官员被揭穿身份的情况数不胜数。部分暗访官员，以“微服私访”的名义乘机敛财，以权谋私，完全背离了沟通官民、惩恶扬善的初衷！
封建社会的官民隔阂不断加深，腐败问题成为百姓的痛点。“微服私访”为百姓减轻了心理负担，正是由于民间对于“微服私访”的支持，却导致私访腐败更加泛滥。
清廉官员得不到真实有效的民间信息，而贪腐官员丧失了民众的支持基础，导致“微服私访”陷入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压力下，难以开展有效的查访。
官员的微服私访还会受到民间权力集团的袭扰，但依然能查访到案情相关的信息。换言之，官员的品级不一样，受朝廷或上级机构委派私访的接触面及时间都是不定的。
以查访案情为例，原告亲属必会为原告伸张正义，而被告亲属必会为被告开脱罪责。相关利益攸关者也会将利益诉求给私访官员，所以，官员以“微服私访”在一定程度上能得到受访人员的个人真实补充信息。
但是，原告与被告方是由不同的利益链驱使，导致接触的信息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微服私访”本质是对人治的追求。
古代官员对于微服私访获取的信息、数据具有天生的信任，毕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其他渠道的证据信息采取度非常低。所以，“微服私访”得到的信息并不能准确反映民间诉求！
在史界有一种观点，虽然“微服私访”衔接的可靠信息十分有限，但可以加强官与民的联系，形成官信民、民拥官的良好社会氛围。
其实，绝大多数古代官员都是通过科举入仕(以隋唐为时间线)，就官员个人背景而言，为官之前也是百姓，那么对于百姓群体就十分了解。只要官员不独立于百姓群体实行特殊化的“微服私访”(即对地方百姓的思想、行为控制)，而是以百姓的福利政策作为具有实际效果的访民手段，实现人性化的地方控制。
总之，“微服私访”是专制皇权下控制臣民过于理想化的政策形式。所以，清官贤吏不一定会微服私访，而微服私访的不一定代表是清官贤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