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各地人经商的风格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经商风俗、习惯和作风。中国商人从一形成就开始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历史上曾形成过十大帮派，进入新的世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各地的商人更是各显身手，在经商过程中奇招百出，经商方式竞相斗艳，表现出新一代“新经济人”的特色。在这样一个大经济时代，做生意，驰骋商海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做生意必须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才能游刃有余，百战不殆，永做商海中的不败者。
为此，《科学投资》杂志组织人员对北京、上海、广东、安徽、山西、武汉、西安、杭州、温州、宁波、闽南、石狮、东北13个城市和地域的商人性格和经商风格进行了调查。
北京的商人具有一种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听众越多，反应越热烈，他们侃得越来劲。在北京企业家的聚会上，企业家们往往是争先恐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相比之下，上海的企业家有这种口才和辩才的就少多了。
全国各地来过北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和北京人打交道比较放心。虽然也有一些人上过商家的当受过商家的骗，但这些都是在北京的外地人所为，真正的北京商人会因为天子皇城的首都人的优越感而轻视外地人，但很少会欺骗人。
在商场上，北京人做生意非常看重友情，他们认为友情相互渗透、彼此交流是维系良好生意关系的最佳方式。他们和朋友交往，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损害对方，有一种“患难之交难逢”的意识。并且，在生意场上，北京人恪守一条格言：“骗朋友仅是一次，害自己却是终身”。因此，他们为人古道热肠，急人所难，乐于助人，处处替别人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生意朋友，并且常常不图回报。
北京的名、优、特产品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产品推销上，北京人的观念是“货好不用吹”，不重广告是北京商人的特点。在北京，不少厂商、公司都奉行“货好不用吹”的观念，认为凡是好货绝对不用吹，“酒香不怕巷子深”；他们在货好销时是不会做广告的，只有在产品积压时才想起做广告。
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深圳的年轻经理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带来的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
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上海商人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商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
在广东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特别强。他们东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钟都变成效益。他们虽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钟都变成金钱也活得踏实。由于对时间特别看重，因此，他们办事节奏快、效率高，许多商机往往被他们抢先一步占领。
在广东人眼中，政治当不了饭吃。企业考核员工，对政治关心与否不是很重要，相反干活的效率、数量、质量最重要。对员工的报酬，厂长经理也主要以物质刺激为主，并且，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也只认物质报酬。
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广东人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做新的生意。因为新才没有竞争，没有对手，才可赚取垄断利润。因此，他们一旦看准，敢冒风险，有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势。
在生意场上，广东商人总是以最能显示其实力的一面与你接触，他的服装一定是名牌，他的手提包一定是精美昂贵的密码式手提箱，他的手表一定是世界名表，与人交往乘车，如有可能他绝不会坐档次较低的汽车。
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因此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州商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徽州商人中从商而终的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
安徽人做生意重诚信，讲仁义是有名在外的。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
许多山西商人把吃苦勤俭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可以说，山西商人居全国商人之冠。现在，山西商人凭着这股精神，足迹遍及天涯。从日本到莫斯科，从加尔各答到阿拉伯地区，都能见到山西商人的身影。山西人也自豪地宣称：“凡是有麻雀能飞的地方都有俺山西人。”
历史上，山西商号信用卓著，贸易双方产生了一种由信用交易产生的特殊结算形式——标期。太谷为全省商业中心，标期每季一期，届期结算旧债，再生新债，有借有还，体现了商人与主顾间建立的互相信赖关系。过标之期，名商云集，“通衢为之狭”。倘若有人不按规定执行，就要受到所有商号的指责，并采取一致行动，中止与他的贸易往来，让他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晋帮商人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山西商人公平竞争的商业精神一袭而下，到现在，他们做生意时仍然很注重的商业道德。在西部大开发的工程招标或其他企业活动中，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是，山西人很少动歪主意，走关系，而是凭借实力进行公平竞争。
在历史上，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碗瓷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武汉人不服输的名声远扬中外。在人们的心目中，湖南人属于个性较强的一类，但是事实上，武汉人不服输的个性比湖南人要强得多。武汉有句俗话叫“杀不死的猪”，意思是天底下没有做不了的事，这可以说是武汉人性格的绝妙概括。
武汉人经商头脑灵活，新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快。在善于花样翻新方面，据报载，武汉的武圣路文化市场的盗版书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往往新书刚刚上市，盗版就出场了，并且折价低于正版书。当初畅销一时的《狮城舌战》、《废都》等都是以定价的1/4批发的。不仅文化市场如此，其他的“水货”市场也多。
武汉人讲人情面子，真是恰到好处。尽管岁月流逝，但是，好面子之风仍然在武汉人身上体现。在武汉商界流传一句俗话说：“翻墙躲债，借债赶人情。”武汉商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保留面子”，“名誉比生命更重要”之类的话是深刻在脑海中，因而一般来说，武汉人在做生意时比较注意双方的面子。
把人性注入商业，是美国著名财经刊物《福布斯》的创刊理念。 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或者某个地域的商业个性、商人个性，我们不妨统言之“商性”。对“商性”的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成为工商时代人们的一大兴趣。因为研究“商性”，有利于洞察人性，从而驾驭商业。而对人性的洞察，又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商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
中国人有何样的性格？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许多精辟论述，为人所熟习，在此不复赘言。我想说的是洋人眼中的中国人的个性。在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共列举中国人的个性有27项之多：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旧、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知足常乐、孝悌为先、仁爱之心、缺乏同情、社会风波、株连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元信仰、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以中国之大，地域文化纷繁复杂，北京商人、上海商人与广东商人又岂能统统代表。相比于北京商人、上海商人、广东商人，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各擅其妙。例如，武汉商人小心不服输、西安商人的外表羊肉泡馍性格、杭州商人的儒雅有礼、宁波商人的冒险犯难、温州商人的四海闯荡、闽南商人的敢拼敢赢、石狮商人的生意头脑以及东北商人的强悍易怒。
我将所列举的各地方“商性”归纳成了下表，如果想偷偷懒，不读原文，直奔主题的读者可从中一窥管豹。
以经济学的分析，这里面的最大的道道就在于各种不同的“商性”，完全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譬如，中国人隐忍性格的形成，并非中国人天生好忍，而是因为在中国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最好的选择便是忍。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象欧洲人那样急冲冲的做法在中国会死得很快很惨的。伴随急躁者的消亡，剩下的自然就只有那些“戒急用忍”的人们了。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一句话说得很绝：“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
我们知道，人的性格会变，其实“商性”也会变。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规范和完善。笔者相信有些过于地域性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合时宜的个性最终将趋于消失，而适应市场经济契约与法制的“商性”则会发扬光大。就像全球化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不同地方的人们越来越像孪生兄弟一样，中国不同地域的“商性”也有可能越来越表现得趋同。
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商性”竟是如此的复杂。这文章，也就算是个开始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