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为国际主义的人类家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看到：一方面出现了国家间的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隔离限制也都堪称是二战以来最严格的。这些逆全球化的形势的到来，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地球村的未来。而我们那个小小的家，它既是我们的生活中核心，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保护，也牵连着我们的精神归属。
当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的情势如同洪水一样淹没了亚欧大陆的时候，我们必须为“家”找到新的坐标。这篇文章采访了在荷兰生活的4位华人女性，谈谈疫情所带来的对国际化的思考，还有对家的重新理解。
我想疫情过后，我的工作也会有大的改变。我一直都想做更多的在线演出，live stream什么的。现在，6月份之前所有的活动都取消了，我和合作伙伴们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最近也学会了用新的设备，设置好麦克风，摄影机...我觉得这场疫情，反而把我的工作机会推到了我的原定轨道上去了。
问题是，你知道的。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我能更准确把握观众的反馈，感受他们的能量和情感。比如说，我看到观众全神贯注的时候，我的音乐会更舒缓一些，我知道我可以和他们有更安静的沟通；当他们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需要来点儿激动的好抓住他们。在线演出的时候，我看不到他们，可以说，观众是在和音乐本身互动。想我会更想念现场演出的，那是观众和我在互动。现在我开始了新的音乐实验，我想帮助人们在冥想和音乐中治愈自己。
说起来令人沮丧，大概是2月份的时候，墨尔本的中餐馆都停业了，再也没有人去了。后来，还发生了一些种族歧视的事情，一些人担心中国人把病毒带到澳大利亚来，另一些人责备中国人制造了疫情，于是，他们就合起来反对华人，真是愚蠢！我爸爸妈妈还生活在墨尔本，那里是我的故乡。我爷爷和外公都有过自己的中餐厅，我们听了很难受，很担心墨尔本华人被本地人排挤。后来，有了日本钻石公主号的故事后，澳大利亚人已经顾不上排挤华人了，他们已经忙着在超市抢卫生纸。
在阿姆斯特丹，我倒是没有遇到排斥华人的事，当然这里的华人社区也比墨尔本的小的多。很奇怪，我爸爸妈妈并没有嘱托我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他们一向是很担心我不能照顾好自己的。但是这一次，一直到现在，他们只是分享信息给我，并没有给我什么建议。或许，他们相信我长大了，或许，他们相信荷兰政府能处理好吧。但我觉得荷兰的政府反应线月份时候的意大利都发生了什么？再看看西班牙吧！不难察觉：病毒是很容易就会传过来的——坐飞机的话，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荷兰政府到了3月份才决定限制人们的出行。直到现在，政府仅仅是建议：请不要出去！可是，人们的反应是：我还有权力出去，为什么不呢？我有个朋友对我说：“我还年轻，就算有了病毒，也没什么，病毒阻止不了我的自由。”他不知道他会把病毒带给老人吗？真是不负责任！也不为社会考虑！我很生气，就发了一条信息给他：享受你的自由吧，自私的家伙！
我女朋友Bianca是意大利人，她的压力更大，她的家人在一座岛上，被完全禁足了。一开始，意大利政府还允许人们出门遛狗。于是，很多人竟然抱着一个假狗出门。天哪！自私的人们！可怜的警察要在公园里验证真狗假狗！太荒唐了吧！
Bianca在新年后换了工作，她要适应；现在又要在家办公，她还要适应；意大利的疫情，她的家人，天哪！这些压力...所以，她最近有点情绪化！上个星期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有人从我们身边贴身经过，她就大吼：“你不知道要保持1.5米吗？”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因为我们的房子足够大，两室一厅，一个房间是我的工作室，我在里面练习大提琴还有联系演出。客厅现在就是Bianca的办公室，反正我们也没有客人了。当我们结束每天的工作，我们就坐在阳台上看夕阳，那是一天最好的时光。天气真是过分，没有疫情的时候，天天下雨，现在却总是有阳光！
疫情让世界慢了下来，让人们有了时间来照顾感情和爱，也关注身边的人。我姐姐还在墨尔本，过去两年我们都没有打电话联系过，现在，我们每星期打3次电话。她的女儿——我的外甥女上学了，她会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每个朋友的名字。我们有一个email群，包含25个邻居家庭。但是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两个人，对于我来说，他们都像数字邻居一样存在！哈！我和Bianca第一次群发了一封邮件来问候我们的邻居们，我们说：“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没有病毒，如果你们需要帮助，请联系我们”。我们收到了超过一半的人的回复，他们都很友好。还有人的回复：“我们有车，有...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我们”。
前几天，政府号召人们在晚上8点的时候，在阳台上鼓掌5分钟，来感谢工作了一天的医务工作者。当我们鼓掌的时候，我们的邻居也都在阳台上鼓掌，他们不是数字性的存在了！是的，那个时候，整个阿姆斯特丹都在鼓掌，一边鼓掌一边呼喊。我打开了所有的窗户，好让我的房子也听到他们的声音。我重新认识了邻居关系。除了家庭，我们还有另一个共同体。
2016年的时候，我有过一次3个月的假期，这次假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当时是全职在阿迪达斯工作，主要做社交媒体管理和品牌策略。和这个城市大多数的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忙碌地生活着。虽然收入很高，但是也累积了很多压力和不开心的情绪！后来，我用3个月时间，专心训练冥想和大提琴，这些让我卸除了很多心理压力，我才有勇气向我爸爸妈妈坦白我是同性恋的事。
那一天晚上，我和他们吃完饭，道了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承受不住的委屈。你知道，华人社群对同性恋，始终有点儿难以接受...我觉得他们早就知道了，只是隐藏着不愿意接受。这个最让我伤心，我渴望我的家人看Bianca也是家人，我渴望他们接受我的全部而不是选择性的。但是我爸爸妈妈装作不知道，这其实是在拒绝Bianca，也是在拒绝我。好多年来，我都很压抑。那天晚上，我终于对我爸爸妈妈发作了。我妈妈哭了，她说她以前是看到了一些“信号”，但是没想到她的隐瞒会对我造成这么大伤害。
（沉默）多年来压在心口的石头终于搬走了，我和家人关系从未这么亲密过。后来，澳大利亚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我爸爸寄给了我一张报纸，那份报纸上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官方新闻。虽然我爸爸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他本来就不擅长表达。但是，我也知道了，在他心里，Bianca是他的家人了！
大概是元宵节前的一个多礼拜吧，从各种媒体得知国内新冠状疫情愈演愈烈，微信朋友圈里大家充满着悲伤、恐惧、担忧的情绪，完全没有往年过春节的气氛。我想着通过音乐的形式达到心理疗愈的目的，于是，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联系到了十位定居于欧洲、美国、日本等不同国家的华人们，一起制作一首“Stay with you，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公益音乐视频，并计划在元宵节发布。
那段时间，我的情感真的很复杂，尤其是得知一位来自武汉的志愿者的父母也被感染了的时候。活动发起后的短短一周半的时间，我们看到国内局势越来越不乐观，直到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刻，我似乎听到丧钟一般的悲鸣响彻在整个中国的上空。那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心中的烛光被吹灭”。
到现在，我依然能清晰记得那时的情绪，除了难过、愤怒，还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人性的迷茫和信仰的崩塌。于是，我的音乐项目也不得不终止了，因为我和团队已经不再确定在这个时候，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了。
我是90后的上海人，从童年到现在，并没有经历过什么集体性的灾难（02年的SARS没有在上海大规模的传播）。我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们都在上海，在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特别是对家里的老人，每天都会在微信上联系他们。总体来说，大家都很配合政府防疫的，我的亲友们有都比较理智、冷静。
后来，上海这边开始慢慢恢复生活节奏了，朋友圈里晒咖啡、公园晒太阳的帖子开始回归往常。一个刚成为新生妈妈的好友在微信上建立了新生儿妈妈群，作为百人群主不亦乐乎地交流心得并彼此帮助；一个教儿童声乐的高中同学开始在家线上一对一授课了，家里各种专业摄像和高级录音设备，只为了学生在电脑前能依旧看清楚老师的每一个发音指导；一个曾经的化妆达人如今已晋升某化妆品微商的总经销；另一个一直做线上英文教育创业的朋友依旧坚持机构教育质量和教学方法，并未因为疫情所可能带来的商机而改变初衷...这些故事，让我觉得我的朋友们都很可爱。
我现在也在荷兰一个本地的疫情互助网站Coronahelpers做线上志愿者，大家互相帮助给有需要的人采购食物、遛狗等。除了这些很温暖的细节，也有一些会让我比较难以评判的事情。比如，医疗机构在荷兰是属于私人业务，医生在荷兰和西方也只是一份职业，不像在国内医务工作者也有党员的责任一定要上前线的，那么这里很多医护人员是有理由可以选择不上一线的，从情感上我是能同理的。可是问题来了，对于荷兰医护人员稀缺的现状，谁来负责抗疫又如何解决呢？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自由、民主、个人权力和社会责任——开始有了冲突！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还有，荷兰提出的“群体免疫”的提议，按照科学来讲，是有合理之处的！但是从人道上来讲，不是太好吧！中国和荷兰，这两个国家，都挺让我迷茫的！
还有，国内在疫情期的某些处理方式也是很让人抱怨。比如，后来报道很多一线医护工作者以及建筑工人没有拿到承诺的补助，他们在国难前不计生死，而在事后却被定义为“不合格的一线抗疫人员”...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媒体以及部分学者们，对中国带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我并不陌生。但是，这次疫情，也让我意识到西方的批评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而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还是从文化语境和政治背景下去解读某些现象和事件。总之，在不同政体和文化背景下，对于疫情的处理方式还思考方式，也都让我对世界也有了更多元的理解。一方面看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自由主义的短板。这个疫情有太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话题。
回想3个月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感觉那是30年前的事了！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反而是个搞笑的视频，好像是快手上传出来的。是武汉的几个人，在家里带着摩托车头盔打麻将，然后警察上门，拿着一把大斧头，一斧头把麻将桌劈了。好荒诞的故事！人们在当时那种压抑的透不过气的时候，还要找乐子！
2月28号，荷兰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一天之后，医生就在新闻说：“这个病毒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会传染的...”这怎么可能？你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吗？我马上写信问他们：一天时间，你怎么就能作出确定？你们有追寻病患吗？过了好几天，我才收到回复，完全是官僚式的复制粘贴信：“感谢您的来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致电...拜托！这个电话从来没有打通过！只用看看他们的警惕性，就知道疫情会在荷兰爆发的，肯定会爆发的！可是，我打了很多电话来示警，还动用我的私人关系联系政府的管理部门，他们都不当成一回事。我好累！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人们的声音也不能被决策层听到，真是要命！
我男朋友是荷兰人，又是VVD党的党员。他可以参与政治，程序上，他也需要把问题上报给他的领导，再一层一层通向决策层。有反馈的话，也是两个星期以后了。这样的官僚制度，来应对病毒的话，实在是太滞后了。
这次疫情，让我觉得政府的角色也是我们应该反思的。西方政府的屁股坐在两个椅子之间，总是想取悦民众，谁都不想担责任，所以迟迟出不来严格的措施。另外，西方政府长期以来有一种傲娇的心态，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应该学习其他的地区。这或许是因为二战以来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一直都很稳定，就有了优越感。他们太自满了！其实，这一次对疫情的处理上，台湾和韩国处理的有效多了，他们既是民主制度，有用到大数据来防疫。
我一个人生活在荷兰好多年了，以前不觉得荷兰的政治议题重要，但是这下子火烧身了，我不得不参与进来，我还曾希望用我的中国经验为这个社会示警！可是，这里有所谓的民主制度，却没有给我一个窗口，让我参与进来。看着灾难在荷兰一步一步变得不可收拾，这个时候，我的无助感才是最强的。
疫情之中，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国内的微信群和国外的facebook群和whatsup群，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一边是国破家亡的悲壮情绪，一边却是度假般的黑色幽默。这些，也都让我的情感也变得更加复杂。
从抗击疫情的上半场开始，我就天天刷微信。我发现，国内有一种主导性的情绪——那就是悲情！这个还不仅仅是在媒体上看到的，还有在和朋友们的聊天的时候，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有些中国朋友在闲聊中都会强调：“啊！我们的医生和护士，牺牲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才能万众一心？”...“中国的牺牲，为世界赢得了时间！”
在我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比如我儿子学校的whatsup家长群。大家都是在发一些调侃的视频。有种苦中作乐的样子！前几天，这些妈妈们还组织了一个在线的跳舞唱歌比赛。每个人拿一杯酒在镜头前晃来晃去，唱一些很搞笑的歌。我感觉到了一些黑色幽默：反正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了，谁都出不去，那就过好每一天吧！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巴西人，她在群里鼓励大家说：“不管情况有多糟，我们不要失去优雅！”这件事情也让我想了很久。这些家长们，虽然和我年纪差不多，但他们都是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身份认同和主流价值观并不是大家的关注点。面对疫情的时候，大家也都没有那种“团结起来共度时艰”的主导性声音。而是“虽然现实挺可怕的，但是我的小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马丁路德不是说过吗：“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依然要种下我的小苹果树。”前几天，我还真听到了这样类似的话。那是我的邻居，一位荷兰老人，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尽量小心一点，要是真的轮到我头上了，那就轮到我头上吧！“我想，虽然现在欧洲人也不信仰宗教了，但是宗教心理还在起作用。你看，他身上不就有这样的痕迹吗？
我算是夹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人吧！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肯定是希望将来的局势是全球化的了。各个经济体之间密切合作，信息透明，人们可以自由地旅行...这是全人类的理想吧！我可不想看到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仇视外国人。但是，从现在看来，从中短期看来，我对前景还真的不是很乐观！
我的家人都在上海，1月份，武汉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感觉蛮突然的。我很惊愕，“怎么又是中国？”我弟弟在张江工作。过完年他们便复工了，第一天就有同事确诊，救护车开到他们公司把人拉走了。我也跟着国内的家人紧张。那时候，我弟弟去看我父母，也就是在门口站一站。看到他们一切都好，就放心回去。我通过微商给家里寄了一些口罩，但在荷兰，我又是入乡随俗，没有戴口罩。到现在，荷兰还是没有什么强制性措施。而荷兰人，还是比较信任政府的，这毕竟是个民选政府。
我追着电视看，看荷兰政府边吵架边协商，跟着他们着急，也跟着他们去了解荷兰的制度。我们在公司、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决定，也都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然后执行下去的。有了争执，你进一步，我退一步，大家互相妥协一下，找到平衡点。和中国不一样的是，从来都没有自上而下的指令——这也是荷兰政治的特点。看看现在防疫措施，不管好与不好，也是各个政党争吵之后，最后达成的妥协。我没必要为他们着急了，相信总会过去的。
这次疫情，我看到，中国的社会动员非常快，这个体制里有居委会，街道办，党员的层级等等。长期以来，这些机构一直在和群众做动员的事情，所以有了大事件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的、挨家挨户、没有遗漏地将社会人员调动起来。而荷兰，完全是个人主义文化，只有一些志愿者工作，一些ngo等，那都只是少数人参加的。还有这里的社区，也都是开放性的社区，很难管理，根本抄不了中国的作业。
有这一次疫情，我反倒是更了解中国了，也更了解荷兰了。中国人的状态像战争一样，还有那种悲情的情绪，这或许和我们国家的那种历史性伤痛的记忆有关。这个记忆太深了，深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每次有灾难发生，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往更深远的地方想，往历史性的悲痛处回忆。我身边很多中国朋友都在第一时间陷入焦虑：国家又陷入了最最危机的时刻...
而二战后出生的荷兰人，他们没有见过这么多死亡和苦难，不会往很深远的历史中回想。这次疫情，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奇怪的假期吧！
我老公是美国人，我儿子是一半美国人一半中国人，他又出生在第三国——荷兰，在这里生活了快14年了。我问他：“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我不知道，但是荷兰就是我的家。”
毕竟我在那里出生、长大；我的情感和认知，都是在童年、青少年的时候塑造的。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所以上海永远都是我的家。但是，想到“家”这个词的时候，我首先想到是我父母家，还有我的亲戚、朋友这个小范围的群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给过我影响，给过我情感的熏陶。所以我的感情不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有直接的联系，我会客观地、像旁观者一样看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