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出租车与专车大战，则又有了新特点。它是冲突的“C2C”版本或者“C2B”版本，而不是“B2B”版本，这恰是因为“互联网+”又向下探了一寸。
所谓颠覆者，初期减少摩擦系数的最佳方案，是先将自己包装为改造者，想清楚哪一块蛋糕是不能，至少暂时不能动的。无论滴滴快的、神州租车还是uber,都意识到传统出行体制已经板结，无法通过改造制度来提升用户体验。例如你不能通过重新申办一个出租车公司，向司机收取更低的份钱，给乘客提供更快捷更便宜的服务。但在板结的体制中，服务提供者有相对的自由，以及足够的怨气，因此他们是可以重新激活的资源。
医疗领域也是如此，春雨医生、丁香园等都是从“自查+问珍+挂号”切入，因为医生的资源是可以组织的，而医院资源则很难。据说春雨也尝试与医院进行更密切合作，但能选择的第一批伙伴，还是以民营、莆田系医院为主。
不过，高频消费能带来流量，却不一定能带来高毛利。获得规模之后，就必然要追求利润，如同撑开了麻袋口，就要向麻袋里装东西，专车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集中社会化资源，碎片化时间，也是2015年“互联网+”对现实商业改造的焦点之一。
当“+”到这一阶段，完全不触动存量利益已不可能。出租车公司与执法部门自然不满，就出租车司机而言，那些打车软件公司也不再仅是“解,放,者”，至于Uber,一开始就是入侵者。
虽说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但我们不能责怪抄写员、纺织工人、马车夫司机和日本医生，也不能责怪出租车司机。每个个体面对改变都会做出应急反应，没有人真正抗拒变化，人们真正抗拒的是在变化中对生活失去控制。当恐惧演化为愤怒，就需要一个具象的宣泄口。
历史上每一个“状态切换期”，最终充满活力的市场新力量都会在完善制度中发挥巨大作用，灰色地带也会变为白色地带。但监管部门不能静待这种变化自然发生，长期态度含混，一方面会让改造大大减速，另一方面也会让个体承担非必要损失。
英国公司制度从特许制到注册制，虽经历几十年争论，但在立法上有明确的时间点，就是1844年的《合股公司法》。任何博弈，都需要一锤定音的时刻。
“互联网+”要创造新商业与生活范式，必然会有公司承担“推门”的角色。这扇沉重的大门，由之前数轮沉淀的垄断利益所铸成的它们曾经也是进步的力量，但今天阻挡了阳光。推过类似大门的人都会有感触：最初门如此沉重，需要很多人的合力，才能打开一条缝，偶尔还会有反弹，将推门者撞成重伤，但当门越开越大，就会自动开启。
那些推门者所要掌握的技巧是，即要出力，又要坚持到门产生自动力的时刻，还必须要接受为了对难些尚难以界定权利的必要限制。
“一个时代最终统一的力量，在于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急迫的要求、阻挡社会和平或进步的阻碍、对司汤达所说的新艺术的需要”，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一书中，作者雅克.巴尔赞如是说，“对于这一切，思想敏锐的人不可能视而不见，每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都努力达到时代的这些要求，或是以某种方式阻止其实现，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迎接历史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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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从滴滴推出了快车、顺风车、专车等平行业务之后，出行市场蛋糕被分割，多地出租车司机的抗议行为此起彼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