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政治和战争之外的，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其喜读史书，于诗词颇有造诣，汉语功底深厚。对于其英语水平，外界却知之甚少……美国《侨报》从摘自《求是》、《党史博览》等摘文称，英语词汇功底不错。
主席晚年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主要负责其读书和住地书房存书的管理等服务工作)曾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学习英语兴趣最浓的时候。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习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官员大会上作报告，工作很紧张的，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很大的兴趣学习英语和阅读各种书籍。
一份记载王洪文发迹的史料也称，1972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共中央工作后，看在学习英语，他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黄姓教员教他英语。
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
根据韩爱晶的记录， 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
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文是Art of War，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会是“阿特密尔”，不是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发音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