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是古人在“直音”、“读若”之后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又称“反”、“切”、“翻”、“反语”等。反切的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写了4篇文章,送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 由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4篇文章的前3篇都宣传天主教教义，由教会单独合成一卷，取名《西字奇迹》，复制本现存罗马梵蒂冈教皇图书馆（在中国，习惯上把上述 4篇文章称作是《西字奇迹》
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又名“小儿经”、“小儿锦”）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欲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在1951年，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线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
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2008年9月，中国台湾地区确定中文译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为采用“汉语拼音”，涉及中文音译的部分，都将要求采用汉语拼音，自2009年开始执行。
汉语拼音是一种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根据这套规范写出的符号叫做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现代标准汉语拉丁转写标准。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撰写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话读法记录其读音。”
汉语拼音是在1955年-1957年文字改2113革时制定出来的5261。制定方是国家语4102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1653音方案委员会研究。
我国古代是没有拼音字母的，而是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
汉语拼音是一种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根据这套规范写出的符号叫做汉语拼音。
展开全部从2113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5261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4102的决议》，批准并1653决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起，汉语拼音已经走过六十年。从学习汉字到推广普通话，从文本输入到信息沟通，从教育普及到国际交流，汉语拼音早已嵌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须臾不可缺少。
新中国成立之时，多年的战乱令社会满目疮痍。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5亿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回忆起当年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初衷，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之孙吴本渊说：“其实当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用一个好方法来扫除文盲。”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摆在吴玉章及专家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字母形式来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最早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后来，英国人创制的“威氏拼音”一度盛行。不过，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认为，这些外国人给汉字注音只能算是“外国人为外国人而拼音化”，“是他们自己为了便于学习中文而创造的权宜之计”。
中国人对拼音的探索，始于卢戆章1892年所著《一目了然初阶》，创造了57个音节双拼的符号。在此之后，相继出现了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章太炎的注音符号、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等。但这些汉语拼音方案都因为无法准确适应汉语的特点，最终没能推广下去。
在当时，拼音方案的选择也引起了社会群众的广泛参与。周有光先生曾在文章中记载，从1949年协会成立至1955年，共收到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的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数番讨论、几易其稿，《汉语拼音方案》终于在1958年2月11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正式批准通过。方案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实行音素化的拼音方法。从当年秋季起，全国的小学一年级开始教学拼音字母。华夏五千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语同音”从梦想照进现实。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杜占元在《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表示，方案既承继历史，又发展创新，既是许多代人智慧的结晶，又充分发挥了现代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
60年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与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三大语言文字工作任务，在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的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以上下降到4.08%，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普通线%以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深刻变革，汉语拼音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扫盲工具。在推动汉语现代化和信息化、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手语和盲文研制、汉语国际教育等方面，汉语拼音彰显出强大而持续的生命力，远远超出了制订者们的最初构想。
现如今，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汉字输入法已经被普遍应用到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起到了奠基作用。得益于当年方案所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们输入汉字时，无需改造就可以直接使用国际标准键盘。
在人名地名拼写、图书排序检索、旗语灯语设计、产品型号编制、人事档案、户籍管理等领域，汉语拼音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半个多世纪来，《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让古老的汉字走上了服务社会的“快车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李蓝说，“在壮、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黎、纳西、白、土、瑶等少数民族研制新文字时，汉语拼音方案是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据了解，以《汉语拼音方案》为依据，国家帮助12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了16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民族文字。
汉语拼音同样深刻影响了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盲文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张伟表示，“《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使手语、盲文和汉字、普通话有了密切联系，为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研制、推广和使用创造了条件，为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文明的发展成果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的快速发展，也直接得益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广。“由于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殊性,外国人无法从汉字字形上获得读音，所以初级阶段一般都采取拼音先行的方法来帮助汉语初学者快速入门。”国家汉办副主任赵国成说。目前，在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526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中，汉语拼音是重要的教学手段和工具，大大推动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
周有光先生在《汉语拼音方案》行世五十周年时曾撰文：“五十年来，汉语拼音的应用扩大，快速惊人。原来主要应用于教育领域，现在显著地应用于工商领域。原来主要是小学的识字工具，现在广泛地发展为信息传输的媒介。原来是国内的文化钥匙，现在延伸成为国际的文化桥梁。”
作为中国代表，周有光在1979年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的建议。1982年，《ISO 7098 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第19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汉语拼音从中国的国家规范成为国际标准，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北京的城市译名从“Peking”变为“Beijing” 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译名由“Friendlies”改为拼音“Fuwa”……时至今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标准，已成为国际共识。
87岁高龄的国家语委原副主任陈章太用“前后两个30年”来评价《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六十年来的实践。在他看来，前30年主要是为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扫除文盲，普及学前教育，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后30年则主要体现在为满足国家改革开放和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在信息网络化、智能化、国际化等方面作用的充分呈现。
“造福社会，联结古今，融通中外，影响深远。”在纪念座谈会上，杜占元谈到《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功绩时说。他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赋予了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新内涵，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他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在农村和民族地区等教育薄弱区域的基础工具作用，为实现“语同音”的千年梦想打通“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在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加强汉语拼音理论和实际应用研究，加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文化工具和国际标准的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六十载沧桑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从识字工具到文化津梁，汉语拼音身披荣光，再踏征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文字先行“开路”，唤起民心相通，一幅共同发展繁荣的时代画卷正徐徐展开。面向未来，汉语拼音与千年汉字双翼齐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
学习和记忆文字发2113音的方法：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5261母，采用直音或4102反切的方法来给1653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应用他和另外几位传教士拟订的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写了4篇文章，送给当时的制墨专家程君房，由程君房编入所著墨谱《程氏墨苑》中。
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代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线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线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2008年9月，中国台湾地区确定中文译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为采用“汉语拼音”，涉及中文音译的部分，都将要求采用汉语拼音，自2009年开始执行。
[提要]一、从1653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
我国引进26英文字母改进成为汉语拼音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学术界认为汉字是落后的，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尤其不能在电脑中使用。因此，要么废除汉语，要么让汉字拼音化。于是产生了简体字和汉语拼音。但汉语拼音难以使用，很多不同汉字读声都相同，各地的汉字发音也不同。因此，成为了汉字的注音。现在看来，废除汉字的任何理由都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