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手拿工钳劳作于车间的技工蓝领，还是坐在城市中心豪华写字间的所谓白领，抑或是端着铁饭碗也被人称为金领的公务员，甚至是工作于田间地头的农民，都应该得到一份与自己投入相匹配的、能够让自己及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收入。在经济学中，我们常常把这种社会叫做“橄榄型社会”。
时过境迁，中国的个税体系真的很坏了，尽管暴富群体已出现，边际税率依然很高，而因为管理不规范，数目字体系建设尚在起步中，越是高收入群体越容易逃税，依旧是空头仇富，却越来越实际仇贫。
现实总是这样的残酷，社会总是那样的无情，想想可以，做起来很难。国家GDP指数虽然在不断增长，然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同步提高，“常回家看看”这一中国传统的探亲模式，正在慢慢沦落为权贵与高收入者特有的福利。
在石发亮、曾锦城、董永安一类落马道路工程的交通巨贪中，几乎无一能逃脱“黑手伸向工程招标”的干系。如何攥住这一双双伸向道路工程这块“肥肉”的黑手，是摆在当今重点区域实施廉政建设者案头上的亟待求解的命题。
“郑宇民的演讲在政府官员中很有特点，表现力强，善于讲故事”。也许，当社会不公已经成为常态的现实下，只能用“讲故事”的表现形式，唤醒已经麻木了的不公平。但如果听者不以为然，那么，“神马都是浮云”。
科学和权力应有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支撑科研的物质基础——经费，必然沦落为权力的玩物。而当科学成为权力的附属品，科学也就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任何在这一领域看来奇怪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不再奇怪，诸如一些应用科研项目一再出现，诸如首席科学家近75%是官员，又诸如项目立项、资金分配到成果鉴定，都离不开权力鬼魅的身影。
我们从来就不缺少对贫困大学生的扶助政策，但这些政策提供的资金，是否用在了该用的 地方，交到了最急需它们的人的手中，在高校学子早就对此有各种猜测和质疑的同时，还不断有贫困大学生用 非常规手段挣学费的新闻传出，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并需要考虑是否该对这些资金的去向进行必要的审计。
死者已矣，当生命无法挽救的时候，用金钱来为之补偿，这看似是对死者家属最公平而有效抚慰方式。但这不是一起没有前因后果的天灾或者车祸，在由于明显行政错误导致的悲剧中，过错方必须承担责任，单纯的经济赔偿，只会损害整个社会所遵从的正义标准与法律底线，是一种以正义为代价的赎买行为。
如果这些“老板们”能够记住“我缺钱不缺德”并把他铭记在心，我想农民讨薪根本就不会犯难，想到农民工挣钱的不容易，即使自己克服些困难也要把农民工的工资及时发放，真是实在难以按时发放，也要向农民工解释清楚，博得农民工的谅解，这就是说“钱”可以缺，但不能缺一个“德”字。
在同期《人民日报》上，登出了山西阳泉市平定县81岁老人痛斥旧城改建的信：“几年的旧城改建，几乎把一座平定古城改没了。试想一下，在怪味复古建筑里感受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气息，将是多么怪异的事。
日前，陕西渭南两男童遭性侵害，其中一人死亡，正当百姓对涉嫌性侵害诸多男童的犯罪嫌疑人千夫所指时，对其如何量刑却面临法律空白的尴尬。因为《刑法》对男性被强奸无明文规定，如果不满14岁的少男受到强奸，只可以“猥亵、侮辱妇女、儿童”罪论处。
高铁改变我们的生活。更加让人感到振奋的是，目前全国高铁运营里程为8358公里，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近1200列。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高铁的开通，也让乘坐普通列车的乘客受益颇多。
民政部副巡视员称中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新修订的老年法在社会保障里将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但从理智上说，切实发展民生，促进社会公平，让每位公民都有“常回家看看”的能力才是当务之急。
如果按照正常的换届计算，现在这一届政府竟然“吃”掉了未来6届政府（其实是14届政府）赖以维持环卫系统正常运转的收入，岂止是寅吃卯粮，更是今天的人吃掉了子孙的饭！
南非经济规模虽然不大，却和“金砖四国”中的三国有着层次丰富、互补性和循环性较强的交流合作基础，一旦正式融入“金砖体系”，可以弥补现有体系中内循环节点(既是“金砖”间的大买家又是大卖家)单一(完全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中国)的不足，让“金砖五国”更加具备自给性、独立性和实体性，而这样的条件，尼日利亚、印尼、土耳其甚至韩国都不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