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成熟的法律约束和政府监管的滞后，P2P开始迅速扩张，运营平台数量从2012年的不足50家发展到2014年末的2,200余家。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认为，中国国内的居民投资渠道有限，缺乏有效的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习惯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
刚兑的直接后果是一旦大量借款人违约，或平台资金无法满足运营需要，平台无法保证投资人大量提现收回资金，最终造成挤兑。
2014年全年P2P网贷成交额达到3,291亿元人民币，而倒闭、跑路、提现困难等各种的问题平台开始陆续出现，当年累计达287家。
“在中国搞金融其实是很容易的，尤其对于新生事物，环境很宽松，政府一般都会放手让市场去做，做得好自然好，做不好再秋后算账。”
“党中央、国务院鼓励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因为这是一项金融创新，是科技发展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但政府这样的态度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赞同，黄奇帆在履职重庆时，对于小贷公司的态度是“一概禁止”。
“阿里巴巴刚搞小额贷款业务时，马云跟我说，他想注册个小贷公司。我对网络小贷P2P恰恰是最反对的，我在重庆没有批过一个。”
2016年4月，中国国务院联合14个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有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为期一年。
2017年，中国监管机构连发数文，直指网贷平台挪用用户资金、设立资金池、借新还旧等种种乱象。
并要求个地方政府对辖区内注册公司实行备案制，在2018年6月底前全部完成辖区内网贷平台的备案工作。
备案未完成前，平台不得新增违规业务，同时对存量的不合规业务进行清理，对于无法完成备案的平台，要逐步退出P2P行业。
统计显示，到2018年7月末，交易规模排名前50的网贷平台待收余额4,067亿元人民币，仅7月29日一天，平台资金流出就达5.75亿元。
多方投诉无门的用户终于爆发，2018年8月6日，数万名网贷受害者聚集到北京金融街监管机构门前，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尽快严惩问题网贷公司，保护投资者权益。
“能来到北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上火车就被当地政府信访部门的人拦了下来，我们核心的诉求有两个，第一，希望政府能和投资者建立一个良性互动的机制，这样也利于经侦。”
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信访部门官员表示，原则上已经被公安经侦立案的，信访部门不能受理，处理结果以公安调查为准。
2018年，在发生问题的2,286家平台中平台，跑路平台占比52.24%，提现困难占比46.07%，仅有1.68%的平台经侦介入。
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这类经济纠纷，在立案时出于方便办案侦查的考虑，有些案件会在被告人所在属地立案。
根据此前选取的12家已宣判P2P网贷平台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各家P2P网贷平台的赔付比例相差较大。
2019年9月，该案在上海一审开庭，截至发稿，参与庭审旁听的“唐小僧”维权人士表示，庭审的情况不如预期，一审没有做出判决，检察院要求补充侦查，目前冻结的财产不多。
在公布清退名单的地区中，湖南省、山东省、广州市、重庆市、河南省均表示，2016年至今未有一家平台完全合规。
不过，上海互联网金融协会否认对网贷平台“一刀切”，称“称上海市及全国网贷平台将陆续停止相关业务”。
P2P行业十年急速狂奔，充分暴露了中国网络借贷行业缺乏全面细致的监管，进一步讲，政府对于新生行业监管宽松，相关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设计与快速发展的行业脱节。
由于违法成本太低，政府希望的网络借贷“普惠”最终变成了企业监管套利基础上的“普骗”，不少企业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行庞氏骗局之实。
“由于科技的发展，存在着资本市场融资的诱惑和IPO的诱惑，社会上有急功近利的一些做法，我们也看到一些金融机构，包括一些民营的金融机构都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事情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同时也吸取了惨痛的教训。所以如何防止走偏也需要注意。”
对于政府、行业再和普通民众，遭受的不仅是经济损失和心理伤痛，P2P行业的潮起潮落总该给每个市场主体留下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