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明清王朝来看，他们都非常重视水灾的防治和救济工作。首先是清代建立了一套水旱灾害的信息上报制度，一旦出现水旱灾害，地方官员会逐级向上报告灾情，并寻求救济。对于上级官府而言，如何确定灾情的程度则尤为关键，希望查勘损伤人口、民舍、田禾的损害，圩堤的守护和决口等等，以此作为政府救济的依据。除了拨给赈灾银两、减免赋税之外，政府还会推行“以工代赈”，要求群众修复和加固圩堤。如在道光年间，每大口受灾灾民折给银一钱八分，每小口给银九分。遗憾的是，限于资料掌握不足，我们对于历史上百姓究竟是如何应对洪灾方面，仍然缺乏认识，有待于将来继续搜集资料来解答。
谢谢你的问题。是的，在历史文献中有许多鄱阳湖区经常发生水灾的记录。较早的记录见于康熙时期的《鄱阳县志》，提及“隋大业三年，刘宗宏为鄱阳巡官时，三乡大浸，民以杀掠为事”，此次大浸或许是鄱阳南湖逐渐形成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这类水灾的记录就更为常见，如万历十四、十五、十六等年，南昌等县大水，低乡早稻尽皆淹没，秋季又干旱，晚禾尽行枯槁，且连续了几年。为了救济，官府不得不开放河港，让大家自行捕鱼度日。道光十四年，从5月13日起，连朝大雨，湖河盛涨，滨湖低处皆被水浸淹。在现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许多地方行政官员给皇帝上报灾情的奏折。
谢谢你的问题。自2012年开始，我在鄱阳湖区从事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基本上跑遍了鄱阳、都昌、余干等县的沿湖乡村，如莲湖、响水滩、谢家滩、漳田河流域，中馆、南峰、周溪、西源、芗溪等，以及康郎山、长山等湖中岛，还在南昌、新建、永修等地部分做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湖区文书。2018年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册《鄱阳湖区文书》。与历史上的生态相比，现在人类对湖区的介入明显加强了，资源已趋于枯竭。以渔业捕捞而言，以前是木船、网和钩的时代，现在则是机动船与电网横行的时代，显然对渔业资源会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冲击，甚至造成湖区鱼类大量减少。在历史上，鄱阳湖虽然也是季节性湖泊，渺水一片，枯水一线，但秋冬季节的水位并不像现在这样低。此外，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工业污染，水质量明显下降。这些人类活动的加强，使得原来的生态平衡受到干扰。
谢谢你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洞庭湖才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只到了晚清时期，洞庭湖一再因泥沙淤积以及围垦问题萎缩，鄱阳湖才成为我们现在熟知的第一大淡水湖。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上洞庭湖的萎缩要比鄱阳湖更为严重。两个湖泊都在人类的活动中，不断被围垦，湖区面积一再变小，很多水域变成了良田，或者大大小小的内湖。其原因大致相同，但还是有些差异。洞庭湖的淤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江荆江段南岸的决口改道，把大量的泥沙带到了洞庭湖的腹地，加速了其淤积。但鄱阳湖始终是江西省内五大河流的泥沙，且赣江主道还不直接入南湖，而是进入了北湖，所以其淤积的速度整体上不及长江。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1949年之后，在“粮食立国”的政策下，两个湖泊都被大面积围垦，形成了很多国营农场。
谢谢你的问题。挖深湖泊，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加湖区的蓄水量，但却很难说是治本之策。一来是成本非常高，且各大河流每时每刻都在携带大量泥沙注入鄱湖，淤积时刻都在发生。严格意义上，历史上的鄱阳湖面积比现在大很多，只是人类不断向湖围垦，把很多原来是湖的地方，围垦成了农田或者内湖，湖区面积一再萎缩。明清时期大量的堤坝相继建立，阻隔了湖水可宣泄的范围，才酿成了水灾。大禹治水，重在疏导，但如今滨湖一带已被开发，农田村庄众多，堤坝林立，使得上涨的湖水无处可去，水位一再高升。只有到了万不得已之际，才会炸毁堤坝，进行泄洪。很长一段时间，退耕还湖的呼声很高，就是希望能把过去围垦出来的土地还原为湖，从而增加湖区面积，也就增大了湖区可容纳的水量。
面对时常发生的水灾，只能每次来都承受灾难，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或者说有什么办法从宏观的角度来防止水灾，而不是每次发生水灾，结果都是在歌颂人们如何在抗洪，却忽略了这原本是一场灾难。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我想任何人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灾难，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这些年长期在湖区跑田野调查，与湖边很多人成为了朋友，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一直非常担心。很多时候，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给我们的防范带来了困难。但显然并不是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灾害应急制度，并不完善，没有预先考虑到这类突发情况。如果我们以百年一遇的1998年洪水为基准，建立一整套方案，或者明确水位淹没范围，把此范围内的耕地还原为湖泊，就可增加应对水患的可能。或者说，灾害应对制度，应提前预估最坏的可能，并建立应对方案。如此，或许可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所谓“居安思危”，指的大概就是这些吧。
谢谢你的问题。在历史上，鄱阳湖也是时常出现水患灾害，尤其是滨湖地势低洼之区。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明万历十四、十五、十六年，连续三年的大水灾，沿湖诸多方志都对此有记载。其次是道光十四年前后，沿湖各县都出现了严重的水灾，可详见于《进贤县水灾蠲缓抚恤全案》，内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当然，二十世纪也有多次，这个相对比较容易查到。
谢谢你的问题。鄱阳湖是江西境内多条河流的汇集之区，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大河流皆注入其中，且地势低洼，滨湖人口众多。一旦流域内降雨量过大，鄱阳湖的水位就会随之上涨，但只要长江不发生大洪水，鄱阳湖的水就可顺利汇入长江，注入东海，不至于造成内涝。但如果长江水位也同期上涨，那么就会对鄱阳湖注入长江之水形成顶托作用，形成江水倒灌入湖的局面。如此一来，不但鄱阳湖的水无法入江，且长江之水还会倒流入鄱湖，造成鄱阳湖水位急剧上升，酿成水灾，很多圩堤无法承受压力，相继决口，或者人为破堤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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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次去手机营业厅，都碰到老年人在请教手机使用。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更多选择分配自己时间的权利？眼睛不好的人怎么办？盲道，单独的母婴卫生间，机场的祷告室，这些都是文明社会对人的关照。如果没有更多选择，不是以人为本，那么，数据时代的本质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以及“控制了你的手机，就是控制了你的生活”。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其实是有的，比如英语中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所指涉的社会状态大致对应于中国社会史中的现实“江湖”。但有意思的是，西方文化中的这种语词表述体现出其具有某种卡西尔所说的“神话空间”意识，即“上-下”的垂直思维，这种思维显然源于两希传统；相比之下，中国的“江湖”则和“庙堂”或“山水”等空间处于平行的的层面，即人间世的层面。“江湖”进而也就和“地上”本无法截然区隔。
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自然流落的“游民”，他们之前或许处于传统农耕社会中的稳定秩序体系之下，承担着耕作、做工或行政军事任务等，却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土地、官禄或社会地位，不得不进入“江湖”，《水浒》中的大多数“好汉”都属于这一类人；另一类人则是被科举制刷落下来的“江湖知识人”，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明白如何管理、操控游民，进而往往是江湖秩序的实际设立者，比如宋江、吴用就是这类人。
谢谢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明清王朝来看，他们都非常重视水灾的防治和救济工作。首先是清代建立了一套水旱灾害的信息上报制度，一旦出现水旱灾害，地方官员会逐级向上报告灾情，并寻求救济。对于上级官府而言，如何确定灾情的程度则尤为关键，希望查勘损伤人口、民舍、田禾的损害，圩堤的守护和决口等等，以此作为政府救济的依据。除了拨给赈灾银两、减免赋税之外，政府还会推行“以工代赈”，要求群众修复和加固圩堤。如在道光年间，每大口受灾灾民折给银一钱八分，每小口给银九分。遗憾的是，限于资料掌握不足，我们对于历史上百姓究竟是如何应对洪灾方面，仍然缺乏认识，有待于将来继续搜集资料来解答。
谢谢你的问题。是的，在历史文献中有许多鄱阳湖区经常发生水灾的记录。较早的记录见于康熙时期的《鄱阳县志》，提及“隋大业三年，刘宗宏为鄱阳巡官时，三乡大浸，民以杀掠为事”，此次大浸或许是鄱阳南湖逐渐形成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这类水灾的记录就更为常见，如万历十四、十五、十六等年，南昌等县大水，低乡早稻尽皆淹没，秋季又干旱，晚禾尽行枯槁，且连续了几年。为了救济，官府不得不开放河港，让大家自行捕鱼度日。道光十四年，从5月13日起，连朝大雨，湖河盛涨，滨湖低处皆被水浸淹。在现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许多地方行政官员给皇帝上报灾情的奏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