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举办的活动是野夫老师的读者见面会，野夫老师今年下半年出版了两本新书《1980年代的爱情》和《身边的江湖》，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野夫老师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也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举办的活动是野夫老师的读者见面会，野夫老师今年下半年出版了两本新书《1980年代的爱情》和《身边的江湖》，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野夫老师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也是吸引我们大家来这里的力量，如果用几个词来概括，我能想到“江湖”“道义”“仗义”“情义”“民间著史”“自由”“生活在路上”等等，这些词是构成野夫独特魅力的来源。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活在路上”，请的三位嘉宾：野夫老师、王小山老师和大冰，三位都是很仗义的江湖人，也是生活在路上这一类人的代表。
主持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行走在路上，我想问问各位，你们都走在了路上，你们的孩子呢？你们在走的同时怎么能够很好地带好这个孩子。我看到野哥几本书上谈到过你的孩子和朋友的孩子，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些失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走，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影响不了太多的人，影响不到这个社会，但我们肯定影响了自己的孩子，这对国家和民族其实是最深刻的一种影响。
野夫：我讲一个大理的父亲，别人的故事便于理解一点。大理一个叫吴刚的人，在微博上很多人和他是朋友，他比我晚一年去到大理，带着他的儿子，那时候他的儿子刚刚小学毕业，他离婚了就带着儿子到了大理，租了房子住下来。然后不要孩子上学，孩子也不上学，吴刚就自己辅导孩子，给孩子提供各种图书阅读，然后让孩子在大理道上去结交各种各样的叔叔伯伯阿姨，孩子一直坚持自学，现在这个孩子按他正常的年龄应该是高中毕业的年龄，但是我们所有的人见到他都发现，远比高中同龄孩子优秀太多，他的知识结构、阅读范围是完全可以和成年人对话的。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多数家长不会像郑渊洁学习，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离婚早，孩子母亲不愿意跟我，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带孩子，她自己悄然长大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她也成长得很好，中国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多，也不是说中国单亲家庭的孩子注定就成长不好。假设我此刻收养了一个孩子，或者我哪儿冒出来一个孩子，我们的人生可能都有点极端，这不一定是人们的榜样，但是我觉得我会这样做。我早就说过，如果我带孩子，我从小就带着他走江湖，摆地摊去，根本不接受现在任何学校教育，只要现在的教育体制、教材、教育思想还是这样的，我决不让他接受这样的教育。但这只是我们偏激的人生，不足以供大家的仿效。
王小山：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空气下我于心不忍，在这儿生孩子是很不负责任的事情。
大冰：就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来说，我这几年正好做这个田野调查，真名真人真姓在我的微博或发表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们也是正常的组建家庭，也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的教育方式可能和我们现在固有体制完全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告诫孩子，那些规则未必是最好的规则，或者未必是最正确的规则，我们自己来造一条规则吧，我们也不要排斥他们，不带他们一块儿玩就是了，不是他们不带我们玩，因为这些东西不一定那么好，那么对，我们自己玩，照样可以玩的很好。
主持人：野哥刚刚提到吴刚和他的孩子，我也认识，给我感觉是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也一直和他联系，但我无法达到他那种地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生活在路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提升到一个生命的层次上，我们回归自己，在体制教育下的人生和自己的生命是断裂的，我们是不是要形成这样的局限，走上和自我联系的道路？
野夫：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在路上”表明北京今年的冬天很冷，我们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是谈论生活方式。因为挑战和叛逆是从生活方式开始的，还不一定从意识形态开始。就像60年代美国的叛逆从摇滚开始，抽开始，非要搞同性恋公开化开始。生活方式的挑战和背叛也是一种决裂，我喜欢一种决裂的生活。
问：我第一次看《乡关何处》的时候，觉得野哥特别牛，我自己从小到大不喜欢明星，也不追星，但看完这个书对我感触特别大，我也把这个书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我的朋友看了书之后觉得里面负面或悲观的东西会比较多，但我跟他解释了，可能和野夫老师个人的经历有关，所以，对于您书里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您怎么看？
野夫：我一直觉得我的书传递的都是正面的，都是正能量，我一直在鼓励人们要学会善，学会爱。我的书里没有鼓励仇恨。现实中的我，我的老朋友们可以证明，我是随时可以和大家在一起笑呵呵，逗笑的人。我充满了爱心，我在这个世界上实践我的爱与善的理念，我参与过很多的善行，中国慈善公益界的很多组织都与我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说我这样的人还是负能量的话我深感冤屈。
王小山：我替野哥做个证，我有一个朋友做抗战老兵关爱基金，由野哥牵头，在成都募集到几百万具体数字记不住了。这不重要，我认识野哥15、16年了，他没和任何人红过脸，甚至我们喝多了当面羞辱他的话，他还是笑呵呵的，如果他这样不是正能量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是正能量。
主持人：在看过野哥的《乡关何处》《身边的江湖》后，我觉得您底下一大部分人的遭遇不能用幸福来形容，经过那个年代，苦难是一个主旋律。我的问题是，您是怎么看待您经历过的这个苦难？因为它可能破坏了您的一部分生活，但是它也塑造了今天的这个您，您是怎么看待您经历过的这些苦难的？
野夫：其实苦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主题词，不是天何薄我，对我一个人的不好。我们这个民族20世纪有几个人能与苦难无关呢？只是我们这个民族“健忘”，不愿意去提及。尤其年轻人，由于和他的爷爷奶奶没有关系，没有见过。他们的死，他们的悲惨都与你现在、今天似乎就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是个堕落的民族。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让记忆抵抗”，只是让我的记忆抵抗遗忘的人，谁要让我们遗忘，谁让我遮蔽这些历史我就抵抗，我就跟他抵抗。我的写作只是个“抵抗”的过程，我并不认为我的苦难大于别人的苦难，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比我苦难的人太多，我相信书店的人还记得，就在上一次字里行间的演讲，演讲完了之后，到旁边休息室里，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中年人，走过来，给我一张名片，是个体制内应该称为高级干部的人，拉着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野夫”，刚说完几个字就哽咽着发不出声音，泪如雨下，手一直捏着我的抖，止住声音，只说了几个字：其实我们家比你们家惨多了。然后走了，就是为了道一句谢，这还是体制内的高官。
现在年轻人，我有时候会有一些伤感，看了我的《乡关何处》，为什么就你们家有这么惨呢？为什么你认识的人是这样的呢？或者在今天这个莺歌燕舞的时代，你写这些想干什么。我想说，我就是想要让记忆抵抗遗忘，尤其是当强权要求我们遗忘，甚至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都要遗忘的时候，我要坚定地保持一种拒绝的姿态，这就是我写作的意义。
主持人：您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这几年的监狱生活对您整个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积极的影响或者导致您的生活有哪些具体变化？
野夫：主要的其实是积极的影响。监狱是一个社会大学，其实很多从狱中过来的人都把监狱视为“博士后”。当然，我也看见不少被监狱打倒了的人。他曾经是生龙活虎，很有男子气，很有理想的男人，但狱中几年下来之后精神脊梁骨被打垮了，从而变成了一个庸人，从此变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人，这样的人也有很多。我看到的更多，我的同道们可能天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因此在里面，第一学会了很多社会知识，你每天和几十个活生生的人在一起，和他们相处，听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成长，这无疑就是个非常好的阅历。第二它会使你不再恐惧！你现在就想，在路上碰到抢劫犯、流氓、杀人犯都会害怕，但和他们相处几年下来，会发现这些人一样软弱，你要强大的时候他一样怕你，会使你产生抑制的力量。监狱对我唯一的伤害是我对父母失去了孝敬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不利的地方，我在里面还写了大量的东西。
王小山：跟着野哥这些比我大几岁的人认识这些年，每次在酒桌上我特别惭愧，好像就我一直没进去。我会“努力”，谢谢大家！
王小山：简单说，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简单，首先别主动作恶，没办法被动的就别太积极，实在没办法别太积极，你是干了呢就别好意思和别人说，自己憋着，晚年再忏悔也来得及好像晚年忏悔也来不及了。尽量别做坏事，在体制内想做点坏事实在太容易了，身边很多朋友简单来说我现在已经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了，很多大学同学坐在一起已经没法说话的，能出来就尽量出来吧，这实在是没什么好待的。
野夫：我这个观点在微博网上是个挨骂的观点，今天我在这儿还是个愿意真诚与大家沟通。包括朋友会骂我这个观点，我一直认为体制内还是有好人，甚至有不少的好人，而且要想推动社会和平转型的话，必须是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共同携手来完成，中华民族要想获得救赎的话，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研究基层政权运作五年，这本书也要出版了，我对这个体制内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深的，我父辈是体制内的，我自己是从体制内逃跑出来的。我自己也交往了很多体制内的朋友和江湖上的朋友，我不是只交江湖上的朋友，也交往了体制内甚至体制内很高层面的朋友。推心置腹，大家在一起谈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时候，你会发现体制内也有很多精英，他是深知这里面的弊端，甚至比还更清楚一些。我还是喜欢更多的人心怀善良。我从欧洲刚回来，我实实在在很自卑，我深深地认为，我们如此富强的一个国家根本没有融入人类文明社会，不是国际人类文明社会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每天爆发很多新闻在欧洲，大家冷冷地笑着说，这只有野蛮国家才会有的事情，只要我们没有盲目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自卑心，认为这不能让外人说，你只要平心而论的话，我们真是应该感到自卑。要想转变这种自卑，真是必须体制内外一起来推进，来改变，来等待历史的契机，提供那样的机会。
大冰：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比较偏门的回答。刚才野哥提到了善意和善良，没有信仰不谈善良，我比较偏门的回答是，体制内像你说的这部分朋友能够积极主动地给自己找一个信仰，最好是宗教信仰。
大冰：这个话题真的有那么沉重吗？只是有人不愿意把名字表现出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缘或倾向，只要找到基本的信仰，你有一个基本的敬畏心，很多事情不用别人教你，你会对自己有基本的约束，如果没有这个，你拿什么来约束自己，现有的规则是伪规则，你拿什么来约束？你连自我的约束都没有，你怎么和自我对话，怎么和世界对话，怎么影响他人，怎么做事情呢？如果可以，偷偷摸摸给自己找到一个宗教信仰不是一个坏事。
主持人：野哥的书我看哭过，《乡关何处》我最喜欢的是《江上的母亲》，想到他母亲的选择是为自己选择有尊严的离去的方式。我们说过生活的N种可能，三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野夫：这其实是个沉重的问题，但有时候我们轻松地谈论死亡，死亡并不是那么恐惧的事情，我在书里谈到过，死亡不是一件事儿，死亡是个过程，我们每天都在死亡。今天掉的几根头发，这几根头发已经死亡；胃溃疡，胃的这部分已经死亡，我们人是一点点死去的。有的人会选择像我母亲这种决绝的死，选择这种死法。每年中国自杀的人口是多少，是个巨大的数字，是差不多欧洲小国的数字。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命的权利，我想活就活，老子不想活就死，没有人可以干预这一点。死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活着也未必是一件幸事，我不喜欢中国一个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华民族有一种慷慨赴死的死法。日本，中国人很多人恨他，但又对他的精神佩服，他的武士道精神其实来自中国的游侠精神，武士道有一个核心是生死态度。武士与人决斗，他提的剑到了你面前，死亡不是思考，是个本能。我和你对阵的时候，我不是在思考我此刻死不死，我一旦和你对阵，我的本能就是我要死，我必须和你拼死，这才培养了大和精神的男性。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还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轻生死重承诺，这是中国古代士的传统，游侠的传统。
大冰：凝练出两句，这本书肯定很多人买，仔细读一下，可以恶补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所欠缺的死亡教育，就是《西藏生死书》。
我从稍微低一点的层面回答，我们从小到大成长当中，社会给予我们的死亡教育有点畸形，义务教育当中应该涉及到的死亡教育，从没有涉及到过。我也没有太多认知的东西，早一点接触它，了解它，总比事到临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