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过西安长安区香积寺的几位特殊“香客”相继被查，让长安香积寺走向前台。尤其是王维写下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句子被反复传播。其实，大部分千年古刹，本就承载着一部风风雨雨的历史。
安史之乱时，郭子仪大军把收复长安的战场定在了这里，香积寺可谓损毁殆尽。但真正让香积寺元气大伤几百年都不能恢复的，却是唐武宗时的一场运动——会昌法难，这也是古代官府和寺院千年来的“抢人大战”。
受电视剧影响，不少人以为古人在身负血海官司之时，跑到一个寺庙里，剃了头就能出家。哪有这么容易呢，必须先拿到官府发的证书，也就是度牒，才能真正出家。度牒上记载着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等信息，自唐代开始沿用至清。
换句话说，唐朝以前的出家人，是没有度牒一说的，所以才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也才有北朝的灭佛运动，当时一度僧众人口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僧人不当兵不纳税，等于是和皇帝抢人抢地。
《水浒传》中鲁提辖打死镇关西，解救了金翠莲。庇护金翠莲的赵员外怕出事，用他多年之前买的一张空白度牒，把鲁提辖送去当了和尚自此，官府不再注意他的人命官司，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在东京大相国寺住下。
同样，武松靠着一份度牒、两柄刀、一串念珠，当了行者。赠牒的孙二娘更是说：“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前路去，谁敢来盘问？”书中有个细节描写，此二人出家落草后，依然小心谨慎保护度牒，行游、打尖时，都“缝个锦袋盛了，挂在贴肉胸前”。
出家人是不用交税的，所以很多人都争着当和尚。但要拿到度牒是没那么容易的，除了有钱买，还得考试。律法有规定，私自出家要打一百大板，帮忙剃度的人也得挨板子，还有家人也会受到监管不力的连带责任。
在古代，不向政府领取度牒私自出家，属于犯法，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而历代僧人领取度牒，都是要交钱的。领得之后，可以免丁钱避徭役，保护资产，这是唐到北宋的一般现象。因此历代都有豪强兼并之家公然冒法、买卖度牒、从中取利的现象，甚至有伪造度牒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普通人想出家避税，哪有那么容易！首先得有道门槛。比如北魏就规定，必须出身良家、性行素笃、年龄适当，而且每个州郡有名额限制，“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有名的玄奘大师，出家时才十三岁，照理说年纪是达不到标准，由大理寺卿说情，才得以特批。
这样一来，什么人缘分深厚，可以遁入空门，什么人俗不可耐，必须乖乖纳税，就全凭当地的达官贵人说了算。于是出家的资格，也和官爵一样，有了价格，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唐中宗时期对当官曾明码标价三十万。另一档面向穷人的“低端”商品——度牒，只卖三万。唐敬宗时期，徐泗藩镇的王智兴说，要在泗州设戒坛“超度”僧尼，为皇上庆祝生日。刚继位的敬宗不知道这后面的玄机，就同意了。
这下不得了，江淮壮男纷纷找到王智兴超度。李德裕赶紧提醒，这是在“薅大唐帝国的羊毛啊！”再不禁止，等生日过完，大唐要少几十万壮丁！唐敬宗恍然大悟，赶紧叫停。
左右都是挣钱，那还不如皇帝亲自出面来挣。比如安史之乱时军费大增，杨国忠就代表玄宗，公然派人去太原超度和尚尼姑，十来天就凑到了百万缗钱。后来，唐肃宗的宰相裴冕代表他贩卖官勋邑号、明经出身，同时兼营“超度大业”，以填补战争带来的财政大窟窿。
然而，超度毕竟是门“小生意”，在缺钱的紧要关头，必须推出“豪华套餐”，才能赚到大户人家的银子。为了平定藩镇，唐宪宗国库枯竭，他玩出一手“迎佛骨”，让王公们都拼命砸钱求保佑。同理，唐懿宗期间农民起义、庞勋之乱、南诏入侵一波接一波，皇帝再次祭出“迎佛骨”大招，狠狠敲了有钱人一笔。
到唐武宗时，准备整理各地户籍，过太平日子时，就傻眼了：已经是遍地免税户的局面。但这还不是官方干的？于是就有了唐武宗的灭佛事件，然而很快战争不断，朝廷又继续卖起度牒，连地方官员也明目张胆地卖，让后来五代时期的周世宗柴荣不得不让唐武宗的故事再重演一次。
按理说，通过卖度牒来薅羊毛，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宋朝很多人就认为，这件事事无对错，全凭实际。
苏东坡当年为了在杭州修“苏堤”，向皇帝上了《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的折子，意思是杭州要整治西湖，但地方财政缺钱，希望朝廷恩准杭州可以通过卖度牒来筹钱。结果，皇帝批了，给了他一百道。
后来苏东坡被贬边境定州，为了修工事抵御辽国，又向朝廷上了《乞降度牒》的奏折。可见，卖度牒已成为地方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在此之前，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推行“青苗法”，陕西转运使奏请朝廷发度牒作为变法的本钱，得到了王安石的赞许，并在全国普及开来。
至南宋时期，买卖度牒之风愈演愈烈，据史载，宋高宗赵构就曾下令支付二百道度牒给岳飞，用来筹集军饷。
宋朝经济发达，度牒自然水涨船高。神宗时期每道为钱一百三十千，孝宗时已涨到三百千，光宗时飞涨至八百千。
曾有人专门分析过，度牒价格的上涨，表明国家聚敛财富的贪婪之心；但价格如此上涨而老百姓仍然踊跃购买，则说明，与承担未来沉重的差徭相比，出这个价钱买断未来的差役义务也是划算的。因此也可以说，度牒价格是徭役轻重变化的晴雨表。
度牒涨价说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预计到未来政府强加的差徭可能极为沉重。如果人们估计到未来轻徭薄赋，就没有必要花重金购买度牒以逃避差徭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来就是和尚出身，对于人们出家逃避徭役是十分警惕和反感的。他禁止妇女出家，禁止20岁以上的出家，禁止“军、匠、灶、站、违碍之人出家”。他的儿子朱棣还限定全国僧人总数以三万六七千人为定额，更把僧道编入民户纳税服役，人丁亲身服役的义务也变成缴纳现钱的税收。同时，科举的范围和录取数目都在扩大，科举免税役的难度也有所降低，渐渐将人引导到一心只读圣贤书上，以度牒避税则成了末选。
乾隆十九年废除度牒制度，出家已毫无门槛而言，因为清朝“摊丁入亩”，税制从人头税改革为地税，加之清代人口激增，政府考虑的不是如何和寺庙抢人，而是如何安排更多的过剩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