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下午，陈杰在搜狐无人机大赛“飞手来了”的直播中，讲述凉山悬崖村背后的故事。点击视频回看）
摘要：做摄影记者17年了，陈杰的工作是用真实的影像呈现现场。他曾深入天津大爆炸现场、大凉山悬崖上的村庄、腾格里沙漠腹地，用照片呈现了诸多社会现实。
在陈杰心中，还存留着许多未被揭示的东西，这给了他思考和记录的冲动。最近几年，他走进中国南北不同的村落，接触了和土地一起生长的老人，外出打工寻找生活希望的年轻一代，以及那里的孩子。“个体的局限性太多，我持续做的不过是对抗自己的无知。” 陈杰说。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他的拍摄视角，跟随他从天津爆炸现场到被污染的沙漠、草原，成为相机的延伸。4月2日，“坚韧的力量”瞰世界·第六届（2020）中国无人机影像大赛启动发布会，开始征稿，6月30日截稿。本届大赛设奖项53个，包括“疫情下的中国”特别单元及fpv（无人机第一视角）等新设奖项，奖金共计数十万。（详情登录官网，或在搜狐视频关注搜狐无人机）陈杰将作为评委会专家成员，参与作品评审。
怎么构图，怎么抓拍一个瞬间，他觉得是一个思考过程，真正触动大家的是照片背后的故事。记录的过程里，他也逐渐从对摄影技术的关注，转向更深入地去理解事实真相的复杂性。而后者将是他职业生涯永不止歇的命题。
在甘肃定西，我拍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曹永平的年轻人，一直在城镇打工，但没有找到生活的出口，最后从这个地方离开，去新疆寻找希望。
2018年3月30日下午，曹永平从定西市区的出租屋回到老家白碌乡曳碾沟村。这是他去新疆前最后一次回家。还有十几天杏花就要开了，父子俩站在老屋前，和那棵杏树一样，陷入长久的沉默。
儿子十几年前走出大山，四处打工，当过砖场工人、炼过钢铁，最后好不容易买了车跑运输，一场车祸重伤，躺了九个月病床。陈杰 摄
曳碾沟村离定西市区80多公里，属于黄土高原的边缘，沟壑纵横、破碎，道路只能在山脊上蜿蜒前行。但是，哪怕一小块普通的山头，也被农民打理得井井有条，梯田上种着小麦、糜谷、豌豆、胡麻和马铃薯，干旱的黄土地，也只能种这些。
他父亲曹志珍一家祖辈几代，在这里居住了上百年，日子一直很苦。没有赶上过真正的饥荒，但靠天吃饭，收成时好时差，经历过几次绝收。他家原有25亩山坡地，坡度在30度以上的土地都退耕还林了，剩下的土地，种6亩玉米，3亩土豆，4亩胡麻和2亩豌豆。
近二十年，因为生存环境恶化，城市谋生机会又多，外迁的人家越来越多。小曹不愿继续父亲面朝黄土的生活，他2004年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在周边市县修过监狱、干过砖厂工人、当过冶炼工人。
现在，他等不及杏花开了，要去的地方叫图木舒克，在3100公里外的新疆，这个地方曹永平之前只在地图上看过。
2017年开始，我放慢了新闻工作节奏，和妻子一起，做了一系列跨度为3至5年的影像及人类学视角的选题，选好几个贫困区域，一个个去踩点，曹家的故事就来自于此。
执行选题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呈现出人性光芒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深入难以置信的真相，又令人震惊和痛苦。
一个自然村，以前二十多户，现在只剩三户，都是老人。走的，都是不得不离开的，留下的，只想在此归于这片土地。 陈杰 摄
甘肃劳动力丰富，但农业工业资源有限。定西是甘肃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而白碌乡则是定西的极贫之地。
上世纪70年代政府大规模修建梯田的时候，曳碾村发展到7个社，100多户人家，现在曹家所在的曳碾沟社，20户人家留守的只有35人，其中七八十岁的有15人。年轻人都离开了。新疆人力资源有缺口，甘肃人去新疆打工的大有人在。
曹永平的父亲心底里是非常不愿意去的，家里老人都没了，他这一辈就是村里最老的。他对家乡有割舍不下的感情，熟悉这里的一切，也无法放弃几十年来在这里下的苦功。这一走，一切就都白忙碌了。他最后留了下来。
曹永平父亲站在村口槐树下，目送儿子、儿媳及两个孙女回城里。他打算收拾好家里，跟着去定西，在定西送儿子前往新疆。陈杰 摄
黄土高坡这个上百年的自然村，浓缩了中国变迁。现在没什么年轻人留下，年长者也一个个故去，故事被时间的沙尘渐渐掩埋。陈杰 摄
白碌乡的另一个老人张文徳，此前是牧羊人，喜欢放着羊唱着歌，经常像个武林高手一样，抡起两三米长的皮鞭，把土地砸得啪啪作响，尘土飞杨。哥哥张文清有一脸杂白的胡子和一顶黑旧瓜皮帽，两兄弟都是贫困户。
张文徳一辈子没结过婚，没家没业，大个子佝偻着，像一棵压弯了腰的向日葵。在其他人看来，他和兄嫂是三个没有劳动力，只能躺倒靠照顾的人。但只要土地没有丧失，他们就不会感到真正的孤独和焦虑。
老话说，“吃着阳间的饭操着阴间的心”。他们每年在庙里请神三天，在接神地摆上案，道士、阴阳（一种能通阴间阳间的灵媒，不光替神说话，还会替鬼说话）念经烧纸，算是把观音请到。客神观音此行目的是跟五位方神（本地庙里的神）开会，共商村里大事，保佑这一年风调雨顺。
这一群土老汉走不出去了。他们身后是光秃秃的褐色地表，夏天只有浅浅的绿色。他们继续脚踏土地，等待和村落一起，不可避免地消失。
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妻子感慨说“永远不能预见明天会发生什么”，是因为那些触动人心的人或者事，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遇见，这种遇见让行走、思考的价值变得格外生动。
2016年5月14日，我在金沙江做环境和人文调查时，和探险家杨勇，冒着极大风险，徒步从悬崖峭壁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的“悬崖村”——阿土勒尔村，拍摄了这个靠悬崖上的藤梯与外界相连的村民生活。
孩子们求学的过程是这样。在三名家长保护下，15个孩子放学从山脚的勒尔小学出发，顺着垂直的悬崖攀爬17条藤梯，才能抵达垂直海拔高于学校800多米的“悬崖村”。
爬山开始前，陈古吉用背包绳绕过儿子陈木黑的胸口，在背后打上结，以确保儿子的安全。陈木黑6岁，是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在读学前班。
《悬崖上的村庄》报道一发出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政府经过一年多修建完成的钢梯，代替原来的藤梯，线路也缩短三分之一，村民上下山时间缩短了一半，安全有了保障。
2018年底，我在贵州省毕节调研扶贫时，又从一名干部那里得知地处牛栏江大峡谷的“溜索村”，即花果村大石头组。
峡谷在云贵两省交界处，南北岸两个自然村都建在峭壁下的斜坡面，中间隔着牛栏江，两条百米溜索是两岸村民跨越牛栏江的唯一交通工具，这情景在当地已有数百年历史。人们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生存，我觉得需要去关注、去改变。
我的视角还是放在了孩子身上。那名干部说，溜索不难，难的是村里的孩子上学。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多打着手电，攀爬陡峭的大山，从谷底到谷峰的花果村小学读书，路程大概8公里，攀升高度有1100多米，通常历时3到4个小时。
村里唯一四代同堂的人家姓卯，孩子父母在外面打工，爷爷奶奶六七十岁了，在家里养猪，照看孩子，老祖90多岁，一辈子没出过村。9岁的卯米会姐妹睡的房间没有灯泡，只有一个书本大小的方洞，照进房间里一点微弱的光。家里四处漏风，晚上，她们打手电，钻进老旧的被子睡觉。
在毕节两县一区，我持续一年跟拍了二十多户类似的家庭。目前，他们基本都搬进了新居，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些照片已经成为他们的历史。
卯米会姐妹住进一个四室两厅的房子。卯米会看见新床，在四周小心地绕来绕去，问爸爸这是谁的床？对孩子来讲，这在以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她家91岁的老祖何莲美，无法越过溜索，选择了留守。2019年11月30日，“溜索村”的一间独户老屋里，我又见到了何莲美。为了照顾她，何莲美年过七旬的儿子、儿媳也留下来，三个人组成了“溜索村”最后一户人家。
她儿子卯稳树说，一家人不住两地，他和母亲商量过，老人同意搬迁到县城和后辈同住。等开春暖和了，路修通了，就把老人背过吊桥，从对岸坐车，一起搬进城。
我以前在部队当过兵，部队领导看我粉笔字写得不错，把我从新兵连安排到机关做报道员，还递给我一部相机，从此将军没当成，搞起了摄影。
2003年9月，我跑到北京应聘《新京报》，并任摄影记者，后来还当了9年副主编和主编，觉得没意思，又跑到一线做摄影记者。在我心中，还存留着许多未被揭示的东西。
（埋在沙漠里的污染：2015年10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腹地，中科院和绿发会工作人员在一处当地化工企业通过埋在沙漠里的管道向沙漠直排污染，并用黄沙覆盖的区域，挖出被污染的沙子，为环境公益诉讼收集证据。陈杰 摄）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将产出的化工废水和生活污水都排放到没有采取防渗处理的渗坑内，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等污染。陈杰 摄）
（青海玉树治多县非法盗采点扎苏煤矿其中的一个山谷，从高处俯瞰，整个山谷满目疮痍。据调查，处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分布有41个亟待修复的矿点，大部分为非法矿点，目前这些矿点持续对地表草场、天然植被产生直接影响和破坏，并对长江、黄河、澜沧江造成污染。陈杰 摄）
这些年，诸多我所报道的事件产生影响，推动了一些问题的解决，但它们往往是孤立的个案，给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时候是在重复过去。看问题的视野很难打开。
田野调查更多是一个有温度的东西，不再像以往单一报道一个事件，从四川到贵州、甘肃，很多东西可以连贯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就像一层层砌台阶一样，打开了我思考问题的视域。
拍摄中，无人机拓展了拍摄的视角，成为相机的延伸。但无论是用相机还是无人机，怎么去构图，怎么去抓拍一个瞬间，其实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像“8·12天津爆炸”那张照片，从视觉上带给人震撼，但真正触动大家的是照片背后的故事。
有态度的影像记录，包含着对自身的训诫。17年过去了，河南上蔡的一个艾滋病村的9岁的小女孩吴素敏，一直在我的内心的分量很重。
这是我遇见这个小女孩至今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我看见她，问她的姓名和年龄，她在我一米距离的眼前，我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微弱地像只倦怠的小猫。
她的父母亲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了，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毒，精神不好，在学校里虚弱地连头都举不起来，每天都是趴在课桌上睡觉，老师只好让她回到家里——倒塌了一半的土坯房子里。她说，她想读书，然后从堆满脏衣服的床上拿出落满尘土的书包，努力地拍了拍灰尘，抬起头，就这样看着我。
吴素敏的肖像，在我的内心的分量之重，不是因为它拍得好，故事多么生动，获得多少个摄影奖，而是无论作为新闻人还是自然人，它都成为洗涤我心灵污垢的参照。我拍完她的照片就走了，几个月后小女孩去世，实际上当时我可以找人资助她，但我选择了离开。
多年以后，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在那个寒冬，我的相机和心一样冰冷，和周遭的人一样，任由一个弱小的生命消逝。
后来，我明白摄影师的镜头要真诚，摄影寻觅的是阴影里的光亮，是对人性的注释。其实按快门那一瞬间，并不是单一的物理行为，更多的是思考和情感。融入采访对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他们看不见我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拍摄。
每一名摄影记者都有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从无知到成为自觉自省的人，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把这段回忆写在自己的公众号里，是对业内的一个提醒，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坦诚。
不可否认，个体的局限性太多，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认知，拼出对现实的认知。而我持续做的不过是对抗自己的无知，从只关注技术的成长，到更多去了解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后者将是我职业生涯永不止歇的命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