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衎(1244-1320)，字仲宾，号息斋道人，蓟丘（今属北京市）人。善画枯木竹石，双钩竹尤佳。墨竹初师金代王曼庆，后学北宋文同，双钩设色竹师法五代南唐李颇。此为其唯一的传世书作。
此作谨守汉法规矩，得力于《史晨》、《礼器》，但点画平正，技巧有些简单，波磔如《礼器》之浓重，然失之僵正，虽自汉隶，却不能同日而语，只能说谨守古法。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
翁方纲不仅仅是书法家，更是学者，也是官员，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学者的严谨性影响到了书风面目，整体上趋于保守，讲究用笔要有出处。每逢过年，翁方纲必在瓜子仁上写四个小楷字，五十岁写“万寿无疆”，六十岁写“天子万年”，七十岁写“天下太平”。有一年元旦，写到第七粒西瓜子，眼睛疲劳看不清了，不由地感叹：“吾其衰也！”不久便去世了。
一是与刘墉互相讥评。当时有个叫戈仙舟的，乃刘墉的学生，也是翁方纲的女婿。某年春节，戈到岳父家拜年，奉上一卷董其昌法帖。翁氏展卷后赞不绝口，当读到刘墉的题跋时，严肃地对女婿说：“你尊师的字哪一笔是古人的。”仙舟把这话告诉了老师，刘墉笑了笑说：“我自成我法，令岳父大人的字，哪一笔是自己的？”
二是排挤邓石如。户部尚书曹文敏自见邓石如后，惊为天人，极力推崇。时任相国的文清公刘墉、中堂纪晓岚等皆延为上坐，诸公所用字押图章，皆出邓之手。一天，翁到相国府有事相商。刘墉便引见邓石如，称其金石书法为当朝第一。翁方纲见到邓石如后学小子，既来京师，不来拜见，径自以书法闻名于京师，分明不把他放在眼里，心中憋了一肚子火，当然不待见，也必定没好话。邓石如这个最早的“北漂”，从此告别北京。文化人彼此之间不服气多见，古今一样。
刘春霖生逢易代之时，少不了颠沛流离，对于个人来说，当然是不幸，但个人可以见证历史，也是一种机缘。刘是直隶肃宁人。中国传统社会，京畿周边之地归属中央直管。北京作为首都，在清代经由政府组织的勘界而明确了其界线，并具有了专门地理名称“城属”，有专家就称：“清雍正中勘定的北京城属行政界线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郊区界线，清代北京城属就是世界最早的城市郊区。”
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中最后一位状元。科举对书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依此可以分为前科举时代、科举时代、后科举时代。隋炀帝在587年推行科举，此前为前科举时代。科举时代中，耳熟能详的就是“馆阁体”出现，其实是明清时代走到了一种极致。隋唐时期楷书蔚为大观，并未有统一要求。后世举子不断强调“乌光方”的规范，才导致走向“馆阁体”。俗话说，“学书贵在法，而其妙在人。”很多参加科考之人，也能够写出自己的个性，不要说苏轼、黄庭坚等人，即便是王铎、刘墉等人，彼时“馆阁”要求已非常严，最终仍可以随心所欲，愈加证明这句话的准确性。观刘春霖的手札，不也是性情十足吗？
四位书家，鲜于枢、翁方纲大名鼎鼎，他们是“北京地域书风”的杰出代表，是标杆性的人物，更主要的是，他们俩是地道的“老北京”，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