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率先开拓中国市场的先驱中,Jaquet-Droz 和 Leschot(约1780-90年代)无疑是钟表业的代表。他们在伦敦和日内瓦设有办事处,并通过航运的方式将钟表运往中国。而江诗丹顿的创始人Vacheron父子当时也极可能用类似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生意往来。不得不提的是Leschot正是天才钟表匠Georges-Auguste Leschot的父亲,1839年,才华横溢的Georges-Auguste Leschot加入江诗丹顿,从此改写了江诗丹顿以及整个钟表界的历史,他发明了新的钟表制造零件,开创了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和机械化。
虽然在江诗丹顿的文献中没有记录品牌与中国展开贸易往来的确切时间,但是在著名制表历史学家Alfred Chapuis 1919年出版的《中国腕表》(“Chinese Watches”) 一书中,明确记载了江诗丹顿与中国市场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
1845年,江诗丹顿与中国市场的一次商业合作被首次载入史迹,当时江诗丹顿向中国运送一批样表,为了安全起见,公司安排所有样表混入一家名为Neuch?tel表行的产品中一起运输。59天后,公司接到一封由中国广东寄来的信,信上除了标明时间1845年10月30日外,还明确说明,“目前这里还没有钟表市场”。接获此消息后,品牌并未推迟开拓庞大中国市场的计划。
1845年,江诗丹顿的工作坊在Tour de l’Ile成立,与品牌全球旗舰店相邻。在新的工作坊,Georges-Auguste Leschot发明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提高了机芯的质量。一系列的工业机械改革在提高产能的同时也帮助江诗丹顿将销售触角延伸至中国及印度地区。
同年,江诗丹顿及Georges-Auguste Leschot赢得由Arts Society颁发的工业重要发明大奖,这一奖项标志着江诗丹顿成为了第一间拥有机械生产配件技术的钟表制造商,使得品牌在同行业其他竞争对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Georges-Auguste Lescho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生产速度,有效的缩减了腕表的制作周期。
1846年,江诗丹顿向广东的Duval先生运送了33对腕表 ,目的是协助他对本地及中国潜在钟表市场的发展契机进行评估。从Duval先生由广东寄来的信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以及他对腕表设计的一些建议,比如配上中国式的数字及时间计算方法。今天,在江诗丹顿的历史资料库中依稀能找到含有中国元素的腕表资料,包括以中国水墨画为设计蓝本的表盘资料。
这是一段摘自Duval先生亲笔来信的文字,其中阐述了他的观点“针对中国市场特别设计的腕表无疑将吸引那些不认识阿拉伯或罗马数字而又具购买能力的客户,这样的设计也将最大限度的提高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同时迅速促进销售。这些腕表不仅拥有实用的计时功能,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装饰品。此外,我们也必须明白竞争将立即显现,但凭借江诗丹顿卓越先进的制表工艺和不断改进的机械技术,竞争对江诗丹顿产生的威胁将极其有限,因为你们完全有能力驾驭这场‘战斗’。”在腕表设计及装饰方面,Duval先生则建议在表壳上刻上品牌的格言 —— 珍惜过去的每一段时光。
1904年8月22日,中国驻法国领使馆向江诗丹顿递了一封通知信,信中提到中国驻巴黎大使到访日内瓦时向江诗丹顿订购了两块黄金珐琅猎表:一款印有法国玛丽安东尼皇后俏像,另一款则饰有两只天鹅。
在江诗丹顿1785-1938年的文献里,Charles Constantin曾写到:“虽然在我们的历史档案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与东方贸易往来的记录,但是一位日内瓦学者仍然记得曾经在1865年见过Adrien Penard先生携带着一枚为中国皇帝设计的蓝色珐琅钻石腕表。”
2003年,江诗丹顿所属的历峰集团在北京故宫太庙举办了“Montres & Merveilles”展览,借此机会,江诗丹顿向中国著名的书法家、满清皇朝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中国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的弟弟溥任先生赠送了一款超薄腕表。为表示对品牌的感谢,溥任先生也在江诗丹顿的产品目录上签上爱新觉罗. 溥任以作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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