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问题是我国持续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一些新的经济模式逐步产生，如互联网+、共享经济等。这些新经济形态带来了新的就业机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革新了灵活就业的形式，为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但灵活就业者在就业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总体情况。截止目前，我区缴纳社保的灵活就业人员2.5万人，其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1.87万人，从总体情况看，灵活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不高。灵活就业者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服装加工制造等服务业等;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灵活就业者的占比就比较低。
（二）灵活就业渠道。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灵活就业服务体系，我区亦如此。在北上广等国内一线城市，面向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白领阶层的招聘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在我区灵活就业者学历、技能层次相对较低的市场环境中，灵活就业者实现就业的主渠道是众多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三）社会保障状况。目前，我区主要提供的劳动密集型灵活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劳动保障环境相对不健全。从月收入水平来看，收入总体水平不高，主要集中在2000—5000元之间，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主要依靠商业保险，工作环境、安全防护等劳动防护措施难以纳入监管体系。
（一）新雇佣关系中劳动者权益难以保障。共享经济时代依托互联网创造了新业态模式，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使工作岗位灵活多元，重塑了劳动关系。然而，灵活就业形式在改变传统劳动关系的同时，对新雇佣关系中灵活就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提出了挑战。我国现有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关注的重点在正规就业上，灵活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大部分灵活就业者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其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灵活就业者不同于传统的就业方式，不能按照传统的以单位和岗位为计算方式来获取相应的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导致其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其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灵活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专门的灵活就业服务系统尚不健全。一是对灵活就业领域中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服务水平差。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务重点仍是占就业主渠道的稳定就业服务，难以分散更多精力投入到零散的灵活就业服务上。另一方面，灵活就业服务变化敏捷、需求多样，公共服务难以精准适应其要求。二是没有精准的就业培训服务系统。就业培训服务投入大、成本回收慢，经济效益不高，难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政府公共培训服务往往存在师资力量薄弱、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服务内容单一固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另外，政府就业服务网络化、信息化水平低，不能全面了解灵活就业者的个人情况和岗位信息，增大匹配成本。
（三）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观念转变难。新生代劳动者就业主要考虑经济利益，短期利益观念深植，社会保障维权意识不强，不利于就业市场的整体发展和劳动者长期利益。大部分就业困难人员没有技术技能优势，在灵活就业市场中仍不占优势地位，就业仍然困难。劳动者自主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普遍不强，职业培训和工作岗位不直接挂钩，劳动者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接受职业培训，难以改变提升灵活就业层次的条件。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灵活就业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对灵活就业进行明确定义，明确灵活就业者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其发展，用法律来保护灵活就业者的权益。针对新业态，修改和调整现有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中不适合灵活就业劳动者的规定，尤其对于灵活就业者新型劳动关系的制度建设要不断完善，应从制度上确认多重劳动关系的合理性。
（二）解决劳动保障难题。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参保难是摆在灵活就业发展道路上的第一道障碍，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难题。应建立和完善适合灵活就业劳动者参加的社会保险制度，保险费的缴纳和支付等制定规定要灵活、适宜，提高社会保障制定的适应性。
（三）鼓励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目前，灵活就业服务主要由民营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建议出台鼓励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社会力量投入，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建立动态调整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创新服务形式和内容，支持民营机构发展，弥补公共服务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