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6岁的退休干部卧底深圳“丐帮”两月余，揭开了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他撰写的调查手记被中央领导批示后，深圳市展开了专项整治行动。19名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头目”，依法受到处理。然而，领导批示前他也曾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这让人再次把目光投向流浪救助体制，法律专家分析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对救助制度产生困惑，是因为我国的救助制度中对于救助站的定位一开始就不太准确。打击操纵儿童行乞不是没有法律，问题在于，应该发挥作用的解决机制还没有被很好地启动起来。
去年年底，76岁的曹大澄卧底深圳“丐帮”两月余，揭开了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今年8月，他撰写的《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被中央领导批示后，深圳市立即展开了专项整治行动。19名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头目”，依法受到处理。
去年11月的一天，在深圳体育馆附近，一个似曾相识的行乞妇女引起了曹大澄的注意。“好像在齐齐哈尔见过她，当时她抱的是一个小姑娘，怎么今天带的却是一个只知道昏睡的小男孩。”
曹大澄就多问了她几句，才知道，那个小姑娘早死了，被趁黑丢在当地的一个花园里了，为的是省下几百元钱的火化费。那个妇女还说，现在这个小男孩也不是她自己的，是孩子的姥姥托她带出来要钱治病的。
受这件事的启发，曹大澄特别注意了深圳街头的行乞者，发现这种情形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病残乞儿得的多是脑病，不会说话、不会走动、只会躺在地上昏睡。
拄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脏兮兮的衣服，就是曹大澄卧底时的装束，所不同的是，他还偷偷在衣服里藏了一架照相机。
“行乞”中，曹大澄认识了“乞讨专业户”屈老友。屈老友把曹大澄带到人民南路，天桥上一个男子正追打一个赤裸上身的残疾乞儿，另一个架双拐的残疾乞儿跪地磕头求饶。一阵追打过后，几个病残儿再次“上岗”，而那名追打病残乞儿的男子蹲在远处吸烟，窥视着过往行人。
屈老友说，此人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已有二三年的光景，手底下控制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他又补充新的病残儿。假如卖相不惨，他就下毒手把拐骗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是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
然而，一个矛盾现象是，一方面，不止一个城市曝出救助站半数以上床位空置；另一方面，却有不少流浪乞讨人员在寒风中踟躇着，瑟缩着。
屈老友曾对曹大澄这样说，“救助办法好听不管用，它规定自愿寻求救助，可受害的婴儿、病残乞儿被人控制着，不能去求助；乞讨专业户、乞讨暴发户是为发财来的，咋能寻求救助呢？”
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许志永，是当年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之一。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对救助制度产生困惑，是因为我国的救助制度中对于救助站的定位一开始就不太准确。“以为这里管吃、管喝、管住，还给车票送回家，乞讨的人就会自愿来了。”
在许志永眼里，一个良性的救助站应该是社会生存的最低保障线。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对那些以流浪乞讨为生的人，在寒冬来临时，为他们提供救助，寒冬过后，则听由他们按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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