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系重复侵权，包括：侵权人曾因同样的商标侵权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被司法认定构成侵权，或向商标权人承认从事商标侵权行为等情形。
新商标法增加了一些重在维护秩序的规定。例如，增加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规定，用以遏制不正当抢注商标、滥用商标权等行为。就行政执法而言，诚实信用只是一项法律原则，不具有法律规则意义，即不能仅仅依据该规定而驳回注册申请、无效注册商标等，而只能使诚实信用原则与其他法律规范结合适用，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解释依据，增强其他法律规范适用的导向性和准确性。就民事司法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同时也可以具有规则意义，如据此认定一些滥用商标权的行为构成侵权。这是行政执法奉行法定主义而民事侵权不采取法定主义的区别所在。再如，在商标的保护上，除立足于保护权利外，增加了多种维护秩序的内容，如强调个案认定、被动认定等原则，以及规范商标的使用行为。这是其他国家的立法少见或没有的，显然适应了我国遏制商标制度异化的实际需要。
商标权的保护总体上是加强的，世界范围内如此，我国商标法这次修订也贯穿了这种精神。但是，商标权保护的具体情形又是复杂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僵化。
首先，总体上的加强保护与具体保护上的区别对待。加强保护是总体趋势和政策导向，但在个案之中要紧密结合案子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当强则强，当弱则弱，不能用一般代替具体和特殊，不是一刀切式地、盲目地加强保护。例如，要贯彻商标权保护的比例原则，如运用好商标近似、商品类似、混淆等弹性因素，使商标权保护的强度与商标的显著性程度、知名度高低等相适应，使损害赔偿额与商标在侵权中的贡献率相适应，即使商标权得到应有保护，又不使保护过度和受害人获得额外利益。
其次，政策导向上的加强保护需要立足于裁量权的行使和法条的运用。政策导向需要立足于法律，落实于法律，以具体的法律和法条为依据。裁量权的行使基于各种因素，但终需要落实于法条，以法条为依据。例如，定牌加工中商标侵权的定性，可能是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发展实际、法律和法理等各种因素的结果，但考量的结果终要落实到法条之上，以法条为依据。倘若认为全部用于出口国（境）外的“贴牌”（附加委托人商标）对于我国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未造成损害，就要落实于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等法条的适用，可以据此认定不属于此类商标商品来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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