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52年，低碳、高效的产品，将大规模地取代目前所有部门中化石燃料的低效使用。像20世纪的石油部门一样，这些产品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将早早地成为这一转型的驱动力—出于本国发展需求、相对薄弱的国家资源储备以及精准的战略地位的考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在积极地筹划富有雄心壮志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并实施大规模投资。中国还将致力于在技术—经济新范式中，取得资源和技术的“支配性地位”；并提供必要的市场资源，将核心技术（如太阳能与风能的驱动设备、高速电力轨道交通灯）规模化、商业化。
在早期，中国公司会与技术先进的日本、韩国公司建立强劲的伙伴关系，同时积极利用海外中国公司（尤其是在北美西海岸的公司，最初这里的技术最为发达）的研发成果。在技术—经济新范式中，中国的核心战略资产，就是在稀土储备和生产方面的优越性。稀土在电池、电动马达以及智能手机生产中极为重要，而这些产品又是新范式的中流砥柱。中国将逐步将价格低廉、产业链位置较低的产品生产转移到更不发达的国家中。同时，通过增加国内消费、增加高科技产品生产比例（尤其但不限于智能、低碳、高效产品），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
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使得国外的生产厂商越来越多地考虑中国消费者的喜好以及中国政府的产品标准。到2052年，大部分国家的能源体系将极为依赖中国或东亚的技术和产品。这种依赖成为了相关政府担心的国家安全问题。
曾经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像是宗主国与附庸国一样。中国位于中心，而不是和其他国家处在同等地位上。到2052年，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将依赖中国，因为中国将成为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这对于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尤为如此。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将非常类似过去的宗主—附庸关系。
这些经济依赖中国的国家，其外交政策必将与中国保持一致，其经济生态系统也围绕中国运转。在地缘政治圈中，中国对邻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中国的另一个影响圈则包括了那些并不与中国接壤，但是在经济上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出口，帮助中国弥补了较为薄弱的自然资源基础。这个由“伙伴国家”组成的影响圈范围更大。
中国将使用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工具，包括多种形式的双边合作（例如文化交流活动、资助项目、研究项目、特惠贸易协议、海外发展援助），使这些国家和经济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也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2010—2020年间的数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将利用其独有的财政盈余，再次为许多国家的庞大公共债务注资，条件比市场提供的更优惠，但是附带有政治要求。中国还将在海外大量投资公共土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以高价售出—如此一来，就可以在全球实力上实现巨大的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