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观众走进影院，这两个小时内他们将被笼罩在“事件重现”的共情之中，极易接受导演和镜头的引导，对于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进行深入思考
有时候，电影是能治病的。法国戏剧大师阿尔托说：“经过这样一次演出，可以期望观众离场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震动。之后，他到剧场去，会像去找医生或牙医师那样，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治病，而且完全明白这种体验将是痛苦的。这样，戏剧就逐渐改变了个人的心理状态，从而自然而然改善了社会秩序。”
在2月的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大放异彩。《寄生虫》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辑、最佳艺术指导5项大奖，韩国导演奉俊昊也凭借此片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
奉俊昊擅长将社会问题电影化。他的代表作之一《杀人回忆》，便是取材于震惊整个韩国的真实案件——华城连环杀人案。这不只是一场杀人的回忆，更是一个社会无能为力的晦暗记忆。
从1986年至1991年，10名女性在韩国华城市被强奸并残忍杀害。自第一起命案发生起，警方动用了逾两百万人力，调查了两万多名嫌疑对象，但一直未能缉拿线年，电影《杀人回忆》上映时，案件离法律追诉期剩下3年，而凶手仍未能被绳之以法。
这部电影在唤醒痛苦回忆的同时，也提醒人们：到2006年4月3日，华城连环杀人案就超过了韩国规定的15年的法律追诉期——不论以后是否抓到凶手或者凶手是否主动投案，人们都不能对他进行任何法律层面的惩罚了。
正是这部电影引发公众对华城杀人案真凶追查的热议，推动了韩国司法体系中对“公诉时效”制度的改革。
2007年，韩国国会修正刑事诉讼法，将杀人罪追诉期由15年延长为25年，并规定2000年后的杀人案件均适用。2015年7月24日，韩国国会以199票赞成、0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废除原为25年的杀人罪公诉时效，杀人罪案件将被永久追诉直到案件终结为止。
2011年9月22日上映的《熔炉》关注的则是聋哑人被性侵的事件。从2000年起，位于光州的“仁和聋哑学校”就不断爆发集体性侵和凌虐事件。从校长到老师共十多人，对校内听障学生施以性侵、虐打，受害学生年龄最小者仅为7岁。
直到2005年6月，此事才广为人知。然而，当地私立听障学校受私立学校法和社会福祉事业法双重保护，经营自主，完全不受外界监督。并且，其已发展为家族式企业，高层皆为亲戚姻亲。
事件曝光后，只有部分加害人被送进法庭;到了二审，校长和总务主任用公款赔偿给家属，并以没有前科作为理由，获判缓刑被释放出狱。该聋哑学校也没有停止运营。
2008年，作家孔枝泳得知这个案件后，前往光州探访受害学生，写成小说《熔炉》。当时正在军中服役的演员孔刘，阅读这本小说后大受震撼，积极促成电影拍摄上映。
到了2011年《熔炉》上映时，这起案件已经过去6年了。无论是加害方还是受害方，似乎都已将其埋藏在记忆深处。电影的上映不仅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也再次将这起已结案的性侵害案件推进公众视野。
在韩国民众的集中关注和推波助澜之下，韩国光州警方组成特别调查组再次着手对“仁和学校事件”进行调查。电影下档后1个月，发生此案的光州私立仁和听障学校被取消社会福利许可证。学校被关闭，缴回财产，由光州政府接管。由于涉嫌性侵校长已过世，将由韩国政府赔偿受害学生。
近年来，韩国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被陆续拍出，至今已达数十余部，这些电影涵盖韩国历史、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在票房上取得佳绩。例如，2013年上映的《辩护人》在社会上带来了强烈的反响，还创造了票房神话。这部《辩护人》虽然改编自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的亲身经历，但并非传记电影，而是一种历史题材的现实电影。
韩国人将这一类电影叫做FACTION(FACT+FICTION，即事实+虚构)。在电影中，那位辩护人最终输掉了官司，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却是胜利了。最后一幕，全釜山142名律师中有99名作为辩护人出席法庭。一个一个站起来的律师身影，意味着法律人的自我救赎。
而在电影之外，2014年2月，韩国釜林事件的5名被告和被认定为受到刑讯逼供而改判无罪——不能不说是对影片精神最好的回应。
回顾2000年以来韩国上映的现实主义法律题材影片，可谓数量大、主题多。从2001年的《朋友》，到2003年的《杀人回忆》，再到2007年的《那家伙的声音》、2008年的《北逃》、2009年的《梨泰院杀人事件》以及2011年的《熔炉》、2012年的《断箭》、2013年的《辩护人》《素媛》……这些影片不仅在韩国本土，甚至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引发了强烈的关注热潮，成为了韩国FACTION的代表之作。
从题材上看，这些影片大多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韩国由“军政府”向“民政府”转型之后的真实案件，题材涉及凶杀、性侵、绑架、诬陷、偷渡、诱拐、越狱、造假、倒卖器官等种种刑事案件。
除了韩国三大未解悬案之外，曾经震惊韩国的“池江宪越狱事件”“杀人魔柳永哲连环杀人事件”“驻韩美军十大杀人事件”之“梨泰院杀人事件”“弓弩伤人事件”“韩国女星张紫妍自杀事件”“赵斗淳事件”“黄禹锡干细胞造假风波”“E-land超市罢工事件”，均被韩国电影人纳入到了FACTION的阵营当中来搬上了电影银幕。
电影研究者称，这类影片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强烈反响，甚至重启司法、推进立法，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类电影的题材本身大都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不过，这些轰动一时的新闻已经是“旧闻”“旧事”。而且，很多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本身就取材于多年以前的社会新闻或热点话题，如韩国三大未解悬案等，都是多年未解的骇人旧案，甚至电影上映时已经过了当时韩国法律规定的15年追诉有效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韩国真实事件改编成电影的基本都取材于“旧闻”。
“旧闻”“旧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往往会慢慢平息，被新一轮的社会信息所掩盖而石沉大海。但是，这些曾经为观众所熟知所热议的陈年旧事一旦被确定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取材，往往会被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再度成为热点话题，从而被更多人所知晓。
可以说，这些电影促进了信息的“二次传播”。而且，这种二次传播甚至能够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读者浏览新闻，可能走马观花;然而当观众走进影院，这两个小时内他们将被笼罩在“事件重现”的共情之中，极易接受导演和镜头的引导，对于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进行深入思考。这样的“二次传播”，似乎更容易让每一个走出电影院的观众产生共鸣，并且力所能及地去推动制度演进。
除了“二次传播”，研究者还在此类电影中发现了“二次认同”。所谓“二次认同”来自于拉康的“镜像理论”，指的是当婴儿照镜子的时候，由无法区分镜中像是“我”，到意识那个“镜像”是“我”的过程。
当人们置身于电影院中，前方的电影银幕就相当于一面镜子，观众面对银幕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及电影主创传达的主旨诉求，会不断地从银幕中寻求自我认同，最终产生情感和观念评判。
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够影响司法和立法，关键还是因为其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深刻的“社会问题意识”。近年来，韩国电影更是呈现出反思威权政治、检讨司法制度、呼吁法制进步、批判官僚习气、关注社会底层5个子题。
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对于威权政治的反思成为电影的重要子题。以“光州事件”为背景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层出不穷。例如，《华丽的假期》《南营洞1985》《出租车司机》等均是备受欢迎的代表之作。以民主化运动“釜林事件”为背景改编的影片《辩护人》中，乱抓无辜、严刑逼供、掩盖真相等情节的展现，尖锐地呈现出了威权政治下暴露的问题，传达出韩国电影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反思。
而对于司法制度的检讨，占到了法律题材电影的大半。例如，电影《熔炉》中揭露出的“前官礼遇”的司法潜规则，让观众瞠目结舌、心生愤慨(指法官、检察官及政府部门高层官员在退职后如转行担任律师事务所或大型企业的律师和顾问，潜在地享受在职时的待遇)。又如，影片《玩物》中，法官不顾法律正义与民众呼声，肆意偏袒被告，直到死者记录了真相的日记在法庭上公布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之后，法官仍然不作出公允判决，而是把不满的民众赶出法庭，暂时休庭，逃避了事。
法律条例不完善，成为了许多悲剧之源。前文提到的《熔炉》上映后，检方才意识到，现行性侵害防治法刑责太轻，公诉期太短。电影上映后，韩国国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规定性侵身障者、不满13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并废除公诉期，加害者如任职于社会福利机构或特殊教育单位，可加重处罚。这个法条，又被称为《熔炉法》。同时，2011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还通过了《社会福祉法事业法修订案》。这也可谓是此类电影的重要贡献。
批判官僚风气，是韩国法律题材电影的另一个常见子题。公职人员在其位，却不谋其政，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心，往往使得事件进一步恶化。《回家的路》中，驻法韩国大使馆的领事为了避免动用国库资金，承担因误信他人而在法国奥利机场被查获贩运的家庭主妇宋静妍在审判期间的费用，主动放弃了让宋静妍不被拘留起诉的机会。宋静妍的丈夫历尽千辛万苦，拿到了能够证明宋静妍是被骗犯罪的审判记录，而办事不力的驻法韩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却马虎地把至关重要的审判记录粉碎处理。
现代韩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却在不断加大，底层民众饱尝生活艰辛。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关注，也成为电影的子题之一。电影《购物车》中，单亲妈妈李惠美曾在怀第一胎的时候，孕吐太严重而不能上夜班，在逞强坚持上班后不幸流产了，但流产过后两天，李惠美又接着去上班，后来怀上了第二胎。但是在韩国社会，怀孕的女职员无论再怎么会干活，也只能是从事最底层的工作，所以虽然她当时是个正式员工，但不久之后还是因为怀孕而被解雇了。由此，韩国职场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及残酷的工作环境被揭露于银幕之上。
令人欣慰的是，在电影《购物车》2014年11月13日上映后，韩国民众关于保障非正式员工基本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推动了“非正规劳工保障法例”的出台，以保障基层员工、特别是女工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