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如今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代表人物：万向集团鲁冠球，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
倒爷们利用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的批条儿，用计划内的低价买来，再用计划外的市场价卖出，赚取官方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利润，“空手套白狼”。这对于有政治资本积累的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给了他们一种合法的套现通道，他们疯狂地复制这种倒卖，赚取暴利。
官员代表人物：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复旦大学青年老师郭广昌辞职，成立广信科技咨询公司；北京大学青年老师俞敏洪辞职，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也在1992年辞职南下，投入到商海大潮中。
2001年，加入WTO、城镇化提速、制造业崛起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重化工业进程，中国对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煤价开始蹭蹭上涨，从2000年的每吨129元，涨到了2007年的330元，并在2011年突破了800元。煤炭行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不足2%，一直攀升至2011年的6.5%。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价格飙涨。
这波大宗商品超级牛市诞生了很多煤老板、钢老板、铜老板、铝老板，同时也使得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城市强势进入大众视野。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开盘，来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掷5个亿，买了接近一半的楼盘；2006年，煤老板杨三俊联合亲友团，一口气买下了北京二环外的100套房源；200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亲，12辆悍马车队亮瞎全国；2012年，柳林首富邢利斌7000万豪门嫁女，陪嫁了6辆法拉利。
楼市具备门槛低（大部分普通人都能参与），时间长（上涨时间长达二十年），涨幅大（多数城市房价涨幅超过10倍），带杠杆（可以方便的按揭）等众多特点。这是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价格牛市，也是一场全民都能参与的资产游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房价的上涨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了财富增值，但要到改变阶层的程度，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压缩：一二线套以上住房+无负债或者少量负债 ≈ 从小康跨入了富裕。尽管条件严苛，但在北上广深人口接近1亿的背景下，中国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至少是百万的量级。
这两波创业者都是依托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发展而来。这波技术创新起始于上世纪90年的美国，千年后逐步转移到中国。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阶层的明显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互联网成为高收入行业，随着公司上市，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千万富翁。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七次的阶层跃迁的机遇，可以将其中的方法论总结为：合法通道、制度套利、资产红利和行业风口。
1合法通道：目前在中国，通过读书和考试改变命运，仍然是可以走通的模式，高考、考研和考公务员都是成熟的向上通道。这些通道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还是比较依赖个人的智力和勤奋，而且受制于社会舆论，它们的大门会变窄，但很难被完全关闭。对于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合法通道是他们改变阶层的第一次机遇，应该坚决地抓住。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这样的觉悟，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后才追悔莫及。
2制度红利：过去四十年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改革史。这意味着在改革的进程中，总会有短暂的制度红利释放出来。双轨套利是利用了定价机制的漏洞，而乡镇企业和九二下海则是抓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空白期，实现了企业和个人的原始积累。中国的制度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制度红利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如农村土地流转、国企改革、垄断行业准入等，当然，它们给普通人参与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3资产红利：周金涛说过：十年前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一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阳门的中信建投证券旁边买了一套房子真的很重要。资产红利是人们在勤奋劳动之外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阶级跃迁通道，至少在过去十几年里，如果不去主动参与，不但无法完成阶层跃迁，甚至还有跌落阶层的风险。
4行业风口：无论是财大气粗的煤老板，还是待遇优厚的程序员，都受益于自身行业的快速发展。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于两个同样能力的年轻人，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赋予的职业回报往往相差十倍。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依靠行业红利来穿越阶层，主动寻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跟在一个衰落的行业里摸索折腾，前者的难度会更小，成功率也更高。
综合来说，在不同阶段，各个要素对人发财致富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平均化，考大学填补干部空缺，办乡镇企业填补市场空缺，均能获取最大回报；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下海经商成为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而到了新世纪，选择开始大于努力，资产升值和行业风口变得比个人勤奋重要。
这些改变命运的机遇，大约5~7年会出现一次，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离其中的2~3次非常之近。如果一次都没能抓住，大概率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抓住一次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抛下；抓住两次，便能大幅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阶层；抓住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国民级的励志故事了。
以许家印为例：1978年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抓住第1次机遇），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1992年辞去国企工作来到深圳下海（抓住第4次机遇），1996年创办恒大专注于房地产行业（抓住第6次机遇）。连续三次踏准节奏，让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
不过在品读励志故事的同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大多数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没有改变。从种地的贫寒农民，到富士康的流水劳工，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陋巷的拮据市民，到艰难经营的街边店主，这并没有改变阶层；从车间的蓝领工人，到写字楼里的廉价白领，同样也没有改变阶层。普通人改善生活际遇不难，但要改变在社会里的相对位置，几千年来都是一项艰巨的修行。趟过阶层的河流，需要善于向时代借力的智慧，需要勇于做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敢于告别舒适的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