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快闭馆时，我蹓跶到钟爱的中国馆，去看望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大都会”拥有中国以外最好的佛像收藏。佛也是人，大概只有本土观众能敏感到从佛像中看出与自身的联系和渊源。一尊北齐时代的头像有生动的嘴唇曲线，北魏佛像谦卑和蔼，乖戾的宋罗汉，圆润的唐……转悠到隔壁的印度雕塑馆，走过丰神俊朗的犍陀罗“混血儿”佛像，眼前一下子换成另一番景象。她们那样妩媚，丰满婉转，神情愉悦，而且，轻盈——哪怕大象神或猴子神，也那样轻，有动感，让人联想到舞蹈。
心有所想，竟就在当晚看到了印度古典舞蹈。在纽约大学的艺术中心，台上是一位名叫Shantala Shivalingappa的印度“舞神”，曾与戏剧大家Peter Brook和舞蹈大师Pina Bausch合作过。我惊讶地发现，印度古典舞蹈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竟都是白天在“大都会”看到的雕塑。
印度舞多轻盈的跳动，仿佛林间小鹿，踩着塔布拉的鼓点，移步易景，是把一秒钟切分成若干等分的“活体雕塑”，绝无一点点多余，非常精致。“舞神”能踩在一只金盆上前后腾挪，万分从容，方寸之间尚可千回百转。至于“大象神”——激情的守护神，庄重，但绝不笨拙。“梦神”则是古典叙事的风味，在睡梦中抽搐脚尖，一阵塔布拉小雨点落下。
两位塔布拉乐师，本来各说各的，按照各自的模式（pattern），延伸出或紧或慢的鼓点轨迹，却在不知不觉中合二为一，击出强音，仿佛火车轰轰烈烈地驶过。神奇的是，这些节拍模式都是经过精密计算得来的。
印度音乐对应着一种精妙的宇宙秩序；一个音阶分为22个音程；印度乐师哪怕在即兴演奏中，也能迅速地估算出相应的节奏型。这个夜晚从头至尾有袅袅的西塔琴音，旖旎精致，绕梁不绝，如流转的时间。
Shantala Shivalingappa in Shiva Ganga at the Joyce Theater.© C. P. Satyajit.
无论印度的造型艺术、古典音乐，还是古典舞蹈，都是在敬神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与神沟通的途径。印度宗教中讲究“梵我一如”，即人与宇宙本体“梵”的合一。其中的核心观念——轮回，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因现世行为而得果报，由此产生灵魂转世的形态。而印度宗教的根本追求是解脱，只有充分达到“梵我一如”——人、万物、众神相连一体的境界，才能破灭轮回，使灵魂解脱。因此，印度古典艺术、音乐、舞蹈，绝非娱乐，而是接近神、发掘神性的途径。
在印度人的想象中，绝对就表现为大梵天、毗湿奴、湿婆和上百种其他名称。绝对在‘自由’（即宇宙大神）里，它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也在那些卑微的神物里，那些在太阳烤得滚烫的田里的农民放一朵花供奉的卑微的神物。
春天应该听属于春天的拉加（raga），清晨应该听清晨的拉加，有悲伤的拉加，也有喜悦的。印度音乐与“天时”密切相关。拉加是印度古典音乐最基本的旋律型，因季节、时段、情绪的不同，分为上百种之多。其中一些最好的拉加，是为深夜到凌晨的时段谱写的，却少有人听到。纽约有一个印度塔布拉组织，因此在每年的暮春时节举办一次通宵印度音乐会，一些最重要的印度音乐大师会从全世界各地赶来，赴这场岁时之约。一年一度，弥足珍贵，至今已举办了十九届。2020年春天的这场，自然是因为新冠疫情取消了，不知重启之时，又会唱起哪支岁时之歌？
我曾有幸赶上过一场通宵音乐会，在上西区一个有年头的礼堂里，长达十小时。从晚八点开始，一些印度中生代最重要的音乐家轮番上阵。从夜晚到曙光初现，这漫长的音乐之旅，绝非娱乐，弥漫着浓浓的神祷氛围。音乐仿佛燃起一支印度香，将静谧而神圣的空间，扩散至极高极阔。“寻找圣地至高处之所”——这几个字被写在通宵音乐会舞台的正上方。
国宝级北印度人声大师Pandit Jasraj曾多次参加通宵音乐会，他说过：“我们的音乐中有一种神圣的力量，不管身在何处，只要有音乐，即能将神召唤而来。”他补充道：“所有神”。
进入通宵音乐会的每个人，也成为这个神秘场域的一分子。能明显感觉到，这容纳了600多人的美式大屋，充盈着来自古老文明腹地的气场，是印度人“自己”的世界。盛装的印度男女整夜正襟危坐，伸手捧天，感怀热泪。长者和大师出现时，旁人伏地，行隆重的摸足礼。当然，我们“外人”也并没有感觉到不自在。看看四周，西方观众并不在少数，自行鼓掌和打瞌睡，有不少资深乐迷，深深地陶醉其中。
拉加（raga）配合同样复杂多样的塔拉(tala）节奏模型，形成印度音乐的基本框架。音乐家便在这框架间即兴表演。我自然想起了湿婆脚下的那只金盆。只有修养深厚和技艺精湛的音乐家，才能在“金盆”边沿，演绎出最精微、非凡的音韵之美。为了召唤神、取悦神、与神合一，演奏者和歌唱者必须全身心投入，调动情绪和想象，即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表演者也是创作者，和作曲者同等重要。这也是现场十分珍贵、录音室唱片无法取代的原因。
从一个音到另一个音，绝非直线到达……印度音乐的特色，就是柔和的曲线、节制的优雅，是精微蜿蜒的螺纹式细节。
组织了20年通宵音乐会的Samir Chatterjee，是一位常驻纽约的塔布拉音乐家。他希望把自己童年最宝贵的经验带到西方世界——既然很多纽约人会在周末通宵狂欢，为什么不邀请他们用最精妙的方式度过时间呢？
Chatterjee的主业是塔布拉鼓，他在旅美多年后，创作了绝无仅有的 “塔布拉交响乐”。一个周一，各大博物馆关门休息的日子，慷慨的大都会博物馆却在晚间打开大门，上演了这出“塔布拉交响音乐会”。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大厅，此时静谧隆重，20套不同音高音色的塔布拉鼓一字排开，两侧有庄重的男女歌者助阵。塔布拉在传统印度音乐中多为独奏乐器，此时此地，却按照西方交响乐的范式和布局，形成了多声部。经典的四乐章，讲述人生的四个阶段，对应天地四时。
从声乐和器乐的美学，到其后关于宇宙与人生四季的叙述与哲学，这部交响乐都还是古老的拉加经典。但，它无疑找到了一种高级的现代演进方式。这是与西方现代传统融合的结果，也是移民城市独有的DNA作用下的产物。这样的影响和融合当然不是单方面的。Chatterjee发起的塔布拉教学组织，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西方人，台上的“交响乐团”里也颇有一些白人面孔。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世纪以来，印度文化对现代西方世界的深远影响。
在诸多热衷东方文化的西方人中，英国作家毛姆塑造过一个几近完美的求道者形象。在他暮年的小说《刀锋》中，一战后美国社会中前程似锦的年轻人拉里，为了寻求人生意义，前往印度深山两年，终在苦修宗中得道，并选择重返西方世界。“我”（毛姆本人）和主人公拉里的长篇对话中，探讨了印度宗教中所有核心的观念：轮回、恶、自我、绝对（梵）……
“你要尝尝糖的味道，你并不要变做糖。个性除掉表现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外，还会是什么？除非灵魂摆脱掉自我中心的最后痕迹，它就不能和绝对合为一体。”
“现实。你没法说它是什么，你也没法说它不是什么。它是无法表达的。印度称它为大梵天。它是无在而无所不在。万物都蕴涵它，仰藉它。它不是人，不是物，不是因。它没有属性。它凌驾在久与变之上，整体与部分之上，有限与无限之上。它是永恒的，因为它的完善与时间无关。它是真理和自由。”
这何尝不是毛姆的自问自答？1938年，64岁的毛姆远赴印度求道，曾拜见印度圣哲拉马纳·马哈希（Ramana Maharshi）。毛姆对印度宗教哲学的迷恋，很可能与他的同性恋倾向被保守的英国社会所不容有关。从《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到《刀锋》，他的主人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总是让他们在“别处”获得救赎和自由，自己也在文字中“一吐为快”。《刀锋》的题目即取自《奥义书》——“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周煦良译)。
印度文化观照自身、注重内省；与之相反，西方世界则总在寻找“别处”，寄望于彼岸世界。欧美对印度文化的热衷，和二者同属雅利安文化和印欧语系有关；又因为两种文化在历史上分隔了足够长的时间，构成了一种既同源又互补的张力。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从披头士、滚石的摇滚乐，到La Mont Young、Philip Glass、Terry Riley的极简主义，从John Cage、David Tudor的前卫实验，到John Coltrane、Miles Davis的爵士革新，无不受到博大精深的印度音乐传统的影响，其中不少人都与Ravi Shankar等印度音乐大师有过合作。同样，这样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譬如最新的发现——techno电子音乐竟早于西方20年诞生于印度，源起David Tudor1969年前往印度时带去的一台Moog合成器）。
1967年，嬉皮士们“爱之夏”的那一年，几十万“花童”涌入旧金山，“披头士”乐队的George Harrison把他的精神导师——西塔琴大师Ravi Shankar介绍到蒙特利音乐节的舞台上。一代摇滚青年因此认定“此曲只应天上有”，为之如醉如痴；对印度文化的热情持续高涨（19岁的乔布斯也在1974年前往印度求道）。
鄙视物质、崇尚内在的印度精神，如一道神光扫过物质和拜金主义下的精神荒原；而企图挣脱保守主义中产阶级价值观枷锁的年轻人，也似乎找到了寻求内心自由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途径。与之一并“时髦”的，还有瑜伽、冥想、迷幻剂和性解放等附属品。
披头士们的印度之旅广为人知。他们在1968年集体前往印度北部山区的Rishikesh，师从印度“超觉静坐派”大师马哈里什，通过静坐、冥想、瑜伽求道。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在盛名之下的空虚和焦虑，重拾因深陷药物而丢失的与世界的真实联系。在他们后来的一系列公开亮相中，包括John Lennon与洋子著名的床上发布会上，蜿蜒绵长的印度音乐都是不可缺少的背景。Lennon把在印度汲取的精神养分，转换为“爱与和平”的时代宣言，唱出——“给和平一个机会”。
但轰轰烈烈的嬉皮士运动，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触及了文化的精神内核？Shankar大师就在1985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痛心，认为嬉皮运动从很多方面看是肤浅的，“有人用了药以后来听我的演出，他们坐在观众席喝着可乐，跟女朋友卿卿我我。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有好几次我干脆拿起我的西塔琴走开了。”大规模集体行动很快失控，信仰退化为时髦，自由的青春形象被无所事事的瘾君子抹黑，乌托邦之梦很快消散。
梦醒后多年，当年的“花童”们长大，嬉皮变雅痞，有的为人父母，他们如何看待当年火热的信仰和行为？当眼下面临着和当年不无相似的社会、经济、种族、性别、环境问题，他们又作何思考和行动？
我很感兴趣但没有研究过。似乎有人走向了当年的反面，也有人留存着最初的火花，在社会各个领域点燃奇异的火焰。Ravi Shankar生前也说过，他看到很多长大的嬉皮士又回来了，以另一种面貌静静坐下听音乐，让他又有了“回到原点”的感觉。
想起几年前，在曼哈顿苏荷区的红鱼俱乐部，迎面撞上了白胡子一大把的Terry Riley。这位极简主义先驱已是耄耋之年，他是来为儿子的吉他独奏音乐会助阵的。上台后，他竟没有演奏自己的任何作品，而是屏气凝神，坐在一束宁静的光柱下，唱出一曲 “深夜拉格”，原汁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