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她十三岁开始给人帮工，每天早上四点四十五起床。到了最后，她手下管三个女仆。她一个一个把她们训练得俯首帖耳。可是现如今这样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了——姑娘们现如今可不是训练出来的，她们是教育出来的，就像埃德娜一样。”两个女人都看了看埃德娜，她此时正斜倚着邮局柜台，边喘粗气边吸吮着一块薄荷糖，神情茫然不知所措。作为受过教育的一个例证，她简直难以体现教育制度的信誉。“厄普沃德太太的事太可怕了，是不是？”斯威蒂曼太太漫不经心地接着说道，韦瑟比太太正在挑选各式各样颜色的针。“可怕极了，”韦瑟比太太说，“他们几乎都不敢告诉我。他们给我说的时候，我心惊肉跳。我太敏感了。”“我们大家都很震惊，”斯威蒂曼太太说，“至于她儿子厄普沃德先生，他被吓坏了。那个女作家双手紧抱着他，一直等到医生赶到给他服下镇定剂，他才缓过神来。现在他搬到‘长草地’旅馆住去了，付钱做房客，觉得他自己不能在那所房里住下去——我后来才知道这些情况。珍妮特·格鲁姆回家去找她侄子了
